应该承认，道格拉斯并不是好大喜功，为通过法律而通过法律。感谢斯里格曼教授，他又为我们引用了道格拉斯的语录：
法律本身并不是首要问题，首先应该将金融置于社会控制之下，有一个社会控制的全面方案。凡事要公开，控制资本机构，控制董事，监管投机，监管控股公司，保护小股东，这些才是首要的。（206页）
还有：
在联邦一级管理公司不仅仅是起草一部法律，不仅仅是确定就越权行为、股息、董事责任等问题要制定哪些规则。这些并不是头等大事。要害问题是确定相关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摧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控股公司？今天的小人物可能是明天的亨理·福特，也可能街角杂货铺的小老板。（206页）
事隔五十多年的今天，证交会委员亨特 （相当于副主席）针对安然事件指出：
没有任何监管体系可以替代恰当的价值体系。我们尤其需要研究价值体系如何导致我们所看到的种种问题，以及监管者应该如何改进市场和价值体系，确保公司管理层和所有市场参与者做出准确的信息披露。
不知道亨特先生有没有看过道格拉斯的文章。但两人的观点如出一辙，都是诛心之论，简单说就是“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如果再往前推一步，就要对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了。所以，两人也都是点到为止。
3、道格拉斯的传人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人走政亡在美国很常见，但道格拉斯是个例外，他至少有两位门生故旧继任了证交会主席的职位，继续推行他的方针政策。
道格拉斯之后的证交会主席是杰罗姆·佛兰克（Ｊｅｒｏｍ Ｆｒａｎｋ）。他是位犹太人，公司业务律师，芝加哥法学院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干了十五年。但佛兰克很有人文气息，自己虽然生活过的不错，但对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有深厚的关怀（214页）。佛兰克饱读诗书，道格拉斯称其是在“图书馆内遨游世界”。真是很难得，因为律师经常为富不仁，充当权贵的帮凶。
与道格拉斯相比，佛兰克更是位战术家，其主要成绩是按《公共设施控股
公司法》执法，指挥部下打了三十多个官司。《公共设施控股法》的要害是反垄断，佛兰克捍卫了这一目标。佛兰克干了两年主席后去当了法官。
威廉·卡尔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ｒｙ）主席是斯里格曼教授最佩服的一位，将其视为证交会的中兴之臣，写他的一章就叫“卡尔里领导下的复兴”。斯里格曼教授还将卡尔里的话用作卷首语——统领全书。卷首语比较重要，反映出作者的主题思想。例如，《俄国屋》（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ｏｕｓｅ）一书的卷首语是：“思想上我们必须像英雄，行为上我们才能做个起码的好人”。该书作者雷卡勒的话又被他人用作克林顿传记的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