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共犯被告人的证人资格问题
本文所说的共犯被告人，乃是指实体法上的共同犯罪人。它与同案被告人不同，后者包括了共犯被告人、非共犯被告人，由于非共犯被告人能否成为证人无多大争议，故笔者谨以共犯被告人为探讨对象。在我国学术界，对共犯能否互为证人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仍要坚持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
四十六条）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17]由于这里的证人资格问题与证明力紧密相联，所以下文在讨论共犯能否互为证人的同时，不免涉及一下共犯口供的证明力。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首先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首先，从地位上看，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而且就共犯来说，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有独立的证明性。而证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局外人”，其证人证言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如果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相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其次，从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来看，共犯口供因其可能避重就轻、嫁祸于人、逃脱处罚的性质，在言词证据中可信度是最低的。如果以若干共犯口供的机械相加就认为增加了其证据的充分性，无疑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可行性仍然是不能确定的。“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18]再次，即使把共犯口供当作证人证言看待，如果能相互印证但没有其他证据，仅共犯口供的一致而定罪，显然曲解了立法精神，与我国证据制度的原则和精神相悖，极容易铸成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