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建议，
刑事诉讼法在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资格”的同时，删除对证人资格冗赘的限制条款，而把这些属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的问题留待法官在庭审中作出判断。这样，证人资格的要件实质上就只有两个：一是具有陈述能力；二是在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以此为标准，笔者在下文中将对几种特殊证人的资格进行研究，或许可得出不同于传统认识的新结论。
三、儿童的证人资格问题
儿童能否作为证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我们可以追溯到英美证据法上关于证人适格性的限制。十六、七世纪，英国普通法限制是限制儿童作证的。“早期普通法不适格标准苛刻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官对陪审团评估少儿或精神错乱者之话语的能力缺乏信任。以排除可能是唯一了解案件事实的证人，为补救无能的陪审团的方法，看来是愚蠢的、简单粗暴的。”[5]而且根据普通法的规定，证人作证应当进行宣誓，而且普通法坚持“一个人只有理解宣誓的意义和后果方可以作出宣誓”，并且将宣誓能力和和儿童作证资格混为一谈。[6]现在，虽然在各国法律规定中仍未尽一致，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一般地对儿童的证人资格很少有限制，其限制多针对儿童的证言证明力。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规定需经宣誓作证，但未成年人可以作不宣誓证言，只是不宣誓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罪的依据，而须有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方能有相当的证明力。[7]但前苏联、罗马尼亚等国却对幼年人证人资格作了较大的限制，如前苏联要求“只有对案件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下，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判断时，才可把少年人作为证人传讯。”罗马尼亚甚至规定“不满十四岁的人不具有证人资格”。[8]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明确排除儿童的证人资格，但对“年幼”是否为考虑证人资格的要素之一不无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年龄为标准对儿童的证人资格加以限定。有的根据我国刑法上的责任年龄来确定儿童的证人资格，有的根据我国民法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作为标准，有的干脆把不满10周岁的儿童一概排除在证人之外。[9]而在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认识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较脆弱，心理状况不稳定，独立判断能力不强，“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让他们作证并接受盘问、质问，其证言的可靠性、可采性是大打折扣的”，故不宜作证。[1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首先混淆了证人资格和证言证明力的概念，其次也忽视了年龄并不一定与证人作证能力一致的现实。如果以年龄为是否具有作证资格的分水岭，那么，以多少岁为分界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允许儿童作证，只是赋予其作证的资格，防止可能重大的证言排除在法庭之外，而儿童提供的证言有多大是可信度，那是需要事实审理者的判断的。事实上，因个体的差异，我们很难以证人的年龄为标准对其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划一个统一的界线，硬性地凭年龄对儿童采取一刀切或在庭审之前预先剥夺儿童的作证资格，皆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