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教授：所以，“零口供”规则要规定，也只能是三个机关同时进行，否则仅凭你一个顺城区检察院，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房先生：好像除此之外，该规则也没对沉默权的“告知”程序、违反该规则的“后果”，检察人员的讯问方式等等作出规定，这是不是使这一“规则”失去了可操作性和社会实践性呢？
何教授；是的，更为重要的是，该院检察人员的素质，办案的技术水平、证人作证的配套制度等，都没有随该规则的出台而立即得到“改善”，所以，在这么一种大背景下，“零口供”规则，它的可行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房先生：另外，何教授您看，在这“零口供”规则里，追求犯罪嫌疑人口供为“零”，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
何教授：是的。由于“口供”在刑事案件中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证据，它在提供破案线索，抓获通案嫌疑人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这时不重视口供的作用，真有点天方夜谭或者缘木求鱼。
房先生：何教授，借用崔敏先生的话说，在大多数的案件中，“口供的意义，主要是对其他证据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但是在某些比较特殊的案件中，口供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的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全不开口，则案件就永远无法查清，例如行贿、受贿案件、雇佣杀人案、某些有重大危害的共同犯罪案件、毒品犯罪等”；“凡此种种，在某些共同犯罪或牵连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揭示案件的起因、背景、实施过程及同案犯之间的关系，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也可能是最关键的证据。如果已经归案的犯罪嫌疑人都保持沉默，案件的本来面貌就无法查清，或者导致同案犯潜逃，使案件久侦难破，有的甚至使本来可以制止的危害结果终于发生，造成大批无辜群众死伤”等，所以，口供在刑事案件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何教授：小房，崔敏先生的这段话以前我也看过。
房先生：那么，何教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口供如此重要，那是否还有必要让它为“零”呢？
何教授：所以，这就显示了这一规定的不合理所在。我认为，在一个案件中，有“口供”总比没“口供”强，利用口供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尽快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我们要尽可能多地获取口供，只是不要采取诱供、逼供的方式而矣。
房先生：何教授，这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避免过于重视口供，以及为了获取口供而不惜刑讯逼供的极端，也要避免忽视口供，对口供过于轻视的倾向。
何教授：你说得很对，小房。
to be continued……
3、5沉默权在中国：是奢侈品吗？
房先生：何教授，在上边我们探讨的“零口供”规则中，我总觉得这其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没有解决。
何教授：是什么呢？
房先生：那就是沉默权在中国到底能不能适用。
何教授：小房，你正说到了点子上了，事实上，只有解决沉默权在中国适用的必要性问题，才能更好地探讨“零口供”规则的正当性。
房先生：那沉默权在中国，主要涉及哪些问题呢？
何教授；我认为，主要涉及到两大问题：一是沉默权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问题，也就是沉默权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必要确立；第二是沉默权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到底具不具备实施沉默权的条件。
房先生：那么，何教授，您看沉默权到底在中国有没有必要确立呢？
何教授：小房，沉默权在中国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奢侈品”，认为沉默权是人家西方国家的事情，在我国没有确立的必要；还有的人认为，沉默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当然不能适用。
房先生：那么，何教授，您看上述观点有道理吗？
何教授：小房，这些观点都值得进一步推敲，比如就拿“沉默权在中国是奢侈品”的观点来说，尽管它认为沉默权在中国是“奢侈”的、是“不能适用”的，但这其中包含的部分观念还是好的，比方说它认为沉默权是“奢侈品”，至少还认为沉默权是一项“高雅”的、“神圣”的制度，只是咱们中国“享受”不起而矣；另外，就“沉默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观点来说，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的整个法律都是为他们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沉默权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刑事措施，当然不能例外，但是光凭此就否定整个沉默权的价值和在中国适用的必要性所在，我认为这是过于武断的，因为这种观点，至少是没能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科学精神，对沉默权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其都倒掉了”。
房先生：那么，何教授，您认为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大？
何教授：小房，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事实上已经部分谈过了，在我们刚刚上网聊天的那几次，就多次提到沉默权的正当性问题。
房先生：啊，何教授，我想起来了，好像当时您还说沉默权是一项什么“自然权利”。
何教授：是的，当时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但既然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对人类本性的反映，是对人格尊严的体现，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确立呢？
房先生：是呀！我们要是不确立，那岂不显得我们太不尊重“人性”、太不不尊重“人格”、太不保护“人权”呢？！
何教授：是的，正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前边我们对沉默权的价值分析已经很透彻了——沉默权制度尽管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在总体上还是一项“好”制度。
房先生：是呀，既然是一项“好”制度，我们为什么不能确立？
何教授：那对沉默权的弊端怎么克服？
房先生：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
何教授：所以，对于那些反对在我国确立沉默权的人来说，他们“反对”的一项重要理由就是因为沉默权制度存在一系列难以避免的“缺陷”。许多人也一直抱怨、担心——万一我们实行沉默权了，大量案件侦破不了怎么办？诉讼成本增加怎么办？大量证据丧失了怎么办？犯罪分子得不到惩罚怎能行？实行沉默权了，这不是在保护“坏人”吗？等等，这有些属于观念上的原因，有些则是出于对沉默权弊端的担心。
房先生：何教授，我觉得要在中国确立沉默权，首先应实现观念上的转变。
何教授：是的。我们不能再持过去那种“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了，相反我们而应高扬起保障人权的大旗，既要保护被害人人权，又要避免对无辜者的侵害；同时，对于真正的罪犯来说，也要给予其说与不说的机会，按照正当程序追究其责任；在案件发生疑难时，要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树立“宁可放纵九十九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人权保障观念。
房先生：何教授，那“放纵”了“坏人”，不也犯了“错误”？
何教授：是的，“放纵”了坏人，“宁纵不枉”，这只犯了一个“错误”；而“宁枉不纵”，在“冤枉”好人的同时，又“放纵”了坏人，这同时犯了两个“错误”，所以我们首先应实现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实行沉默权，即使会导致部分罪犯的放纵，也是值得实行的。
房先生：另外，何教授，我觉得还可以从对沉默权的限制和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完善入手，来防范沉默权弊端的发生。
何教授：是的，是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另外，小房，从你的谈话中好像可以看出，你对在中国实行沉默权似乎也持支持的态度。
房先生：可以这么说吧，何教授，但这主要是由于受您的影响。
何教授：但是，我在考虑沉默权在中国实施的必要性时，倒不完全是从沉默权具有的正当性上来考虑的。
房先生：那您主要是基于什么视角而谈的呢？
何教授：小房，我主要是从国际公约角度来判断的。以前，你也知道，我不是搞国际法的，所以可能对国际公约不太精通，但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条约必须信守”，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签署了一个条约或公约后，除了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它都应切实地履行，否则加入了一个公约而不履行，那这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条约成员国都这样的话，那岂不整个条约也都形同虚设？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条约必被信守”——您的话很有道理。
何教授：所以了，既然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且原则赞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那么就应履行这两个国际公约的规定，切实承担起国际公约上的义务。而沉默权（或不被自证其罪的特权），前边已经讲过了，乃是这两个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倡导的司法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我国理应把沉默权这一国际性的规定在国内法里落实下来，否则承担了相应的“国家责任”，这岂太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并且如果我们仅在国际刑事司法中遵循沉默权的规定，而在国内刑事诉讼中又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这也会导致“内外有别”、“歧视待遇”的恶果，同时这也为某些西方国家指责我们“侵犯人权”提供了口舌。
何教授：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小房。另外，从我们现行《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一般普遍地认为，“无罪推定”是我国新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疑罪从无”和“存疑不起诉”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人民法院正式定罪之前出于的一种“无罪”的诉讼地位；赋予他们广泛的诉讼权利，禁止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胁迫的方式进行讯问；另外，公诉方和自诉人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一切都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保护的精神。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但其中唯一缺少的就是没有沉默权的规定。
何教授：你说得很对，小房，从前述几种意义上讲，都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我国已经享有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因为我们的刑诉法是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也明确规定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但美中不足的是，沉默权内容仍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房先生；何教授，在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这突出的体现，恐怕就是基于《
刑事诉讼法》第
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了。
何教授：是的，小房。同时，从控辩平衡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进行控辩式庭审改革，其实质也就在于弱化法官职权，实现控辩平等，吸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之处，优化整个庭审的模式和诉讼构造。
房先生：而我们现在尽管允许律师有条件地“提前介入”，但从整体上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侦查机关、司法机关而言，其力量是非常弱小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国家机关强大而制约不足，公民权利弱小而保护不够”。
何教授：是呀，所以就有必要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增强其与侦查机关、司法机关相抗衡的能力，以防止其诉讼权利的被漠视和被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