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于审委会成员、检委会成员及院长、庭长的回避问题，学者们对此呼声很高。现实中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院长[17]、庭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层层“把关”，进行审批，行使着事实上的裁判权、决定权，这不但导致“审判分离”，也致使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的落空。而根据《
法官法》、《
检察官法》规定，审委会、检委会成员也属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院长、庭长也是作为审判人员参加诉讼，因此，有必要将审委会、检委会成员纳入应回避人员的范围，或者干脆取消审委会，废除“审批制”，以确保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的彻底实现。
综上所述，对于律师、执行人员、民事诉讼中的检察人员、审委会检委会成员等人的回避问题，有待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下来。
再次、我国关于回避事由的规定过窄，回避条件模糊，尚存立法空白。
回避事由是指发生回避之法定条件。在英美法系国家对陪审员的回避大多使用“无 因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申请回避时不必说明理由；而在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推行“有因回避”（Challenge For Cause）,，申请时必须说明回避理由。纵观实行“有因回避”之国家，回避事由可概括为以下三种：（1）与案件具有利益上的关系（“利害关系”）；（2）与案件当事人有感情上的关系（“亲近关系”）；（3）与案件有某种程序法上的关系。対于第一种”利害关系”的争论不大,本文着重对“亲近关系”和“基于程序法”的原因加以论述.
首先、关于“亲近关系”：由于“人类乃血性动物”，处理与自己有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亲属的案件，自然或不自然的将发生某种偏颇之可能。是故，为“防患于未然”，排除此种可能之发生，各国均对亲属关系回避作出规定，以期审判之公平。但各国在哪些“亲属”应当回避上存在差异。如法国《
刑事诉讼法》就将其界定为“四亲等或姻亲”,而台湾“民诉法”与“刑诉法”则将其界定为“八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罗马尼亚《
民事诉讼法》也将“亲属”限定为“配偶、四亲等以内血亲、三亲等以内姻亲”。可见，各国关于“亲属”范围的界定，一般较为广泛，至少包括“三亲等内血亲”和“二亲等内姻亲”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