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程序条款的模糊界限，并没有留给法官太大的空间。我们不可以仅仅依靠个人和私自的观念随意得出一些结论，而不考虑在司法运行中对法官的限制。即使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不是最终的和固定的，这些限制也是源于对我们整个司法程序本质的考虑。这些考虑深深地植根于理性和法律职业的传统之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要求法院在受到限制的司法权力范围内，审查一项有罪判决……”
“把这些一般的考虑适用于目前这个案件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这项有罪判决制作的过程，不止侵犯了私人感情，这种行为令人的良心感到震惊——非法侵入被告人的私人住宅，强迫打开他的口并从其胃里取出东西——这种政府代理人获取证据的诉讼过程，即使是冷酷无情的人也会受到伤害。这些方法接近于拷问和欺骗，不能得到
宪法的许可。”
“最近这一系列案件执行了
宪法性的原则，即国家不能基于暴力手段获取的自白而定一个人的罪。这些决定不是对国家广泛权力的任意例外，国家仍可运用自己的证据规则进行刑事审判。它们不是我们
宪法性法律中某点的规定，而是一项总体原则的适用。他们仅仅是对国家一般性要求的部分例证，即国家在刑事指控中要采取文明体面的行为。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历史性的和概括性的原则……这不是说
宪法性的历史过程就使法院认为，警察可以采取精神上的强制手段，从被告人的胃里强制取出东西，以此来判决他有罪。”所以，最终原审法院的有罪裁决被撤销。
总之，由上述的案件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权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关系问题上，实行“基本公正”原则，但除部分案件外，在大多数案件中仍然拒绝“权利法案”对州的适用。
四、“合并原则”（Incorporation Doctrine）：
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权利法案”被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广泛“合并”的情况，其中的“选择合并”理论和“完全合并“理论取代了以前的“基本公正”原则。与“基本公正”原则不同，“合并原则” （Incorporation Doctrine）是指“权利法案”的内容可以被全部或部分地直接“吸收”（absorbe）或者“合并”（incorporate）到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中去，从而对各州产生约束力。这两项原则尽管有时可能产生定罪错误，但是有助于提高“限制政府上的程序利益和实现种族与阶级平等上的社会利益”。
当然，“合并原则”广义上包括“完全性合并原则”（Tatal Incorporation Doctrine）和“选择性合并原则”（Selective Incorporation Doctrine）两种。其中对于“完全性合并原则”,哈兰(Harlan)法官在很早就提出——“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实际上包括了权利法案中的所有规定；而对于“选择性合并原则”，系指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仅仅吸收了“权利法案”中的部分规定，而不是全部内容，这一原则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从总体上看，“基本公正原则”和“合并原则”之间存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首先，它们对“正当程序”的界定不同。从“基本公正原则”的观点来看，“正当程序”的概念可以溯源到英国的大宪章（Magana Carta），当时的正义标准是重视公正的本质而不是形式，正当程序具有自然法的基础，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它不是“权利法案”的附属物，相反却可能包括“权利法案”中的所有权利、部分权利、或者甚至什么都不包括；而从“合并原则”的来看，“正当程序”仅仅是一项程序性的保障，它是确保权利法案的程序性调节，按照胡果·L·布来克（Hugo L. Black）法官的观点，正当程序授予的仅是“在现行有效的规则和法律下，由独立和公正的法院审判的权利”。其次，“基本公正原则”仅在个案（case-by-case）的基础适用正当程序，它不限制对权利法案的审查，在该规则下，最高法院权衡所有的情况，决定在特定情况下某项行为是否违反了美国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而“合并原则”并不是这样。再次，这两项原则要求各州统一标准的程度不同。在“基本公正原则”下，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体制可以界定它们自己的刑事程序法律；而在“合并原则”下，州和地方没有多少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刑事程序，它们必须遵循权利法案所框定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