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特权和豁免权被早期的联邦权利法案的内容所规定，并被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所吸收，当我们考虑这点时持有的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和道德价值。这些权利和特权就其原始意义上讲，仅仅是作为反对联邦政府的有效手段。如果一项权利被第十四
宪法修正所吸收的话，那么这项权利必须是“基本”的——牺牲了它，自由和正义将不复存在。就拿思想和言论自由来说，它是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几乎每一种权利都从它派生出来，因此也是“基本”的权利。……就正当程序的概念来说，“基本的”（Fundamental）就是这么一种思想：只有在审判后才能对一个人定罪；听审只能是真实的，不能是虚假的。就像“泡沃尔诉阿拉巴马州”案一样，不是说请律师的权利会对被告人有多大的利益，而是说律师的帮助对于听审来说是实质性的。
“在本案中，州立法下的双重追究危险，我们的政治体制难道就不能容忍？这是否违反了“建立于我们政治制度上的基本自由和正义原则”？——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一个州对被告人进行双重追究的后果，我们处理的是眼前的立法。这项州的立法并没有试图通过无数的审判来消磨被告人的意志，而仅仅是想避免实质性法律错误的影响。这根本就不残酷，也不没有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如果这场审判被告人受到负面的影响，被告人也会申请复审，直到消除所有的污点。”
最后，原审法院的有罪裁决被维持。
可见，在上述“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Palko v. Connecticut)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采用“基本公正”的方法，但是认为避免“双重追究”的权利并不属于“基本性”（Fundamental）的权利，不能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适用于各州。以后，1947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阿达姆森诉加利福尼亚州”（Adamson v. California）一案，适用了同样的方法，认为
宪法第五修正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仅是对联邦政府的限制，不能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的适用于各州。
总之，在这两个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都采取的都是“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或“命令性自由”(Ordered Liberty)的方法来解释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适用，这种方法一直盛行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按照这种方法的解释，在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和“权利法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正当程序”条款仅仅包括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乃要求被告人有权获得“基本公正”的对待。但是，“权利法案”中所保护的某些个人权利，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就像卡多佐(Cardozo)法官在“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所说的，有些权利“暗含于命令性自由的概念之中，这样通过第十四条
宪法修正案的运用，也可作用于各州”，但是第十四修正案强加于各州仅仅是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结构本质”(the Essence of a Scheme of Ordered Liberty)的权利，这些权利有可能是“权利法案”所包括的，也可能不是的。同样，即使一项行为不是“权利法案”禁止的，也是有可能违反“基本公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达姆森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的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说，“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具有独立的意义”。
因此，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公正”原则，一项权利只要是“基本”的（Fundamental），不管是否为“权利法案”所规定，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1952年，弗兰克福特法官在“罗晨诉加利福尼亚州”（Rochin v. Califonia，342 U.S. 165）一案中就运用了“基本公正”理论，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在该案中，罗晨（Rochin）涉嫌贩卖麻醉剂，一天三名警察闯进他的家里，当时罗晨正裸着身子坐在床上，他的妻子还在床上躺着。三名官员看见在罗晨的床头几上有两个胶囊，于是立即询问“那是谁的东西？”这时罗晨把这些东西拿起来就放进嘴里，这三个人虽然立即跳过去，但是罗晨还是把胶囊吞到肚子里。接着罗晨被逮捕，并被戴上手铐送进医院。在官员的监督下，一名医生强制性地把一根塑料管伸到罗晨的胃里，并注入催吐剂，结果他发生呕吐，把两个胶囊吐了出来，警察发现这两个胶囊里面装有吗啡。后来，这两个装有吗啡的胶囊成为反对罗晨的主要证据，最后罗晨被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罗晨不服，以非法取证为由向加利福尼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加州上诉法院仍维持原判；接着，罗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在该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罗晨胃里注入催吐剂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考虑到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强加于法院的判决活动必须基于整个诉讼的过程而产生，以此来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公正和合理准则的要求——即使对于那些被指控犯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来说，这表达了美国人们的正义观念。’这些正义的标准尽管是具体的，但不是由任何地方的当局制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是一项概括性的
宪法保障，正如卡多佐(Cardozo)法官先生两次写道
——宪法中对个人特权的尊重，‘如此植根于传统和我们人民的理性之中，以致于被认为是根本的’或者是‘暗含于命令性自由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