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公正原则”（Fundamental Fairness Doctrine）：
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在处理“权利法案”与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的关系上，联邦最高法院适用的是“基本公正原则”（Fundamental Fairness Doctrine），这一原则的含义，根据“泡沃尔诉阿拉巴马州”和“布朗诉密西西比州”两案中所确立的规则，“基本公正原则”是指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整体上的要求，各个州要提供最起码的审判公正，也就是说，各个州的法院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之前，应当进行各种形式的听审；在判断“正当法律程序”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是否对各州适用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的方法，即只有那些“暗含于命令性自由之中的”或者“植根于人们传统和良心之中的基本的”司法原则，才被包含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之中。对于刑事诉讼来说，一个州要为被告人提供“正义概念中的基本公正”。这也就意味着，一项权利即使不是“权利法案”的内容，也有可能被视为是“基本公正”的要求。
例如，在1932年“泡沃尔诉阿拉巴马州”（Powell v. Alabama）一案中，整个案件的情况表明，律师帮助的权利对被告人来说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所以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在没有被提供有效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定罪和判刑，这是对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的否定。若干年后，哈兰（HARLAN）法官也说，这项律师帮助的权利不是源于“权利法案的规定，而是被认为是一项根本的”权利。
但在1937年“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 (Palko v. Connecticut，302 U.S. 319)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尽管运用了同样的方法，却得出了消极性的结论。在该案中，涉及的焦点问题是：
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能否通过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于各州？对此，以为卡多佐(Cardozo)首的多数大法官认为：
“按照被告人的主张，联邦政府违反第1至第8条权利法案的行为，与州政府违反该规定的行为，通过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的运用，具有同样的违法性质——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涉及的范围太宽泛，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则。
“一方面，按照第五
宪法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未经大陪审团起诉，不受死罪和不名誉罪之宣告，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按照第六
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由公正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判的权利；按照第七
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在普通法上之诉讼，标的超过20美元的案件，被告人有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对各州并不必然适用。
“另一方面，从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来看，如果一个州制定立法侵犯第一
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和平集会等权利，那么都是非法的。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情形下，反对联邦政府侵犯特定
宪法修正案的权利，被认为是暗含在“命令性自由”的概念之中的，这些通过第十四
宪法修正案的运用，就成为反对州政府的有效武器。
“但是如果把这两类案件放在一起，其中的界限很难区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分析将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我们这里所说的“命令性自由”(Ordered Liberty)，又可称为“基本自由”（Foundamental Liberty），不是指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和检察官起诉所产生的一些豁免权，它的本质在于——废除它将会造成对基本“正义原则”的侵犯，而这种正义“如此地植根于传统和人们的良心之中，以致于被视为是根本的”。而像陪审团审判等权利，很少有人会如此狭隘地认为，若没有他们那么建立一个公正和明智的司法体制就是不可能的。这些权利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已经丢失了。确实，今天就像过去一样，我们刑事体制中的学生把这些豁免权看作成灾害，而不是利益。毫无疑问，现在我们仍然要反对拷打、刑讯和身体上、肉体上的折磨，为其中的受害人提供保护，但是，如果科以被告人对强制性讯问回答的义务，正义也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