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84年“胡塔多诉加利福尼亚州”（Hurtado v. California）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正当程序并不要求把大陪审团起诉作为一个州在谋杀案件中起诉的前提条件；但在“伯林通&Q.R.公司诉芝加哥”(Burlington &Q.R.Co. v. Chicago)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一个州的法院判决——在没有适当补偿的情况下征用私人财产——这即使有州的立法依据，也是违背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要求的。同样，最高法院还认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重要权利，尽管在第一
宪法修正案中，国会被禁止采取特定的方式来删节这项权利。
“我们可以不考虑“胡塔多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件中语言的概括性特征，这些后来的案例也表明，制订的规则不是没有例外的。就像“哈伯特诉路伊斯安那州”（Herbert v. State of Louisiana）一案所说的，只要不违反“建立于人民和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根本的自由和正义原则”，这些权利就不能被否定。后来，在“佗尹诉新泽西州”（Twining v. New Jersey）一案中，最高法院的默迪（Moody）法官说：“第一至第八条
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个人权利，不仅可以用来反对联邦立法，也可以用来反对州的立法，因为否定了它们就意味着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否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是因为这些权利为第一
宪法修正案所罗列，而是因为它们具有这样一种品质，以致于被包含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之中。”考虑这些权利的性质和法院对此问题的表述，我们可以说，请律师的权利具有“根本性”的特征。
“就我们所知，通知和听审是保障一项判决可执行的重要的最初步骤，在加上一个合法的有管辖权的法庭，这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合宪性要求的基本因素。应当说，听审的权利包括了请律师的权利，有了律师的参与，这样的听审更有效。由于许多人，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可能对法律一窍不通，所以当一个人被刑事指控的时候，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他/她可能根本就判断不出指控的性质、指控的好坏，不知道辩护技巧，也不知道证据规则，这很有可能导致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因此，如果联邦法院或者州法院可以任意地拒绝被告人请律师的要求，这无疑意味着是对被告人听审权利的排斥，同时在
宪法意义上，也是对正当程序条款的否定。
“在本案中，被告人是文盲，也很无知，年龄还小，周围的人们对他们充满敌意，他们被专门派驻军队严加看管，他们的朋友和家庭都位于其他州，交流非常困难，他们有着生命的危险，考虑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审判法院未能给他们提供合理的时间和机会寻求律师帮助，这无疑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明确违反。
“所以，律师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和不可缺少，未能指定一名律师的情况下进行的审判只能等同于是对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侵犯。这在其他刑事指控或在其他情况下是否适用，我们不予决定。现在我们要决定的是，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没有请律师，并且由于个人方面的条件不能请律师，这时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不管被告人有没有提出请求，那么法院是否有义务为被告人指定一名律师呢？我们赞成通常人们所说的，“在自由政府的理念之中，蕴含着一些永恒的正义原则，对于这些原则，没有人可以不考虑它。”
基于上述理由，原审法院的有罪裁决被推翻。
可见，在上述的“泡沃尔诉阿拉巴马州”（Powell v. Alabama）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是，侵犯被告人请律师的权利之所以构成对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违反，主要原因在于这项权利对被告人来说是“根本性”（Fundamental）的。
此案判决之后，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密西西比州”（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一案中，也适用了同样的规则。在该案里，被告人布朗在被残酷地刑讯逼供后，承认自己杀了一个白人。一审法院认定指控布朗的罪名成立，法院定罪的唯一证据就是他的自白。布朗提出上诉，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尽管承认，这份自白是被强迫作出，但仍不改判，其理由为——联邦
宪法并不禁止州实施强迫自我归罪的行为。接着，被告人布朗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州在建立自己政策时的自由，也就是宪政政府的自由，要受到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限制……拷问和刑讯的法官办公室不能代替证人席……很难找到什么方法会比从被告人布朗口中套取证言的方式更恶心，使用这种方法获取的自白来作为定罪和量刑的依据，明显地是对正当程序的否定。”
可以说，“泡沃尔诉阿拉巴马州”案和“布朗诉密西西比州”案两案审理的意义在于，它们分别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就应被视为对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直接违反，这是“正当法律程序”在各州适用的初步尝试。当然，该两案在适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于各州的同时，亦确立了适用中的“基本公正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