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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稿多投”相类似，乃是“一稿多用”问题，对此以往人们很少关注。所谓“一稿多用”乃是指有的作者一份成果，在这个地方用，在那个地方也用，这就是“一稿多用”。例如有的作者把自己写的一本书中某一章节或者某一段落，稍饰修改，拿出来当篇论文发表，这边发发，那边登登，实质上只是一篇，一篇文章大派用场，所谓的“高产”也就不难理解。[3]对于那种一篇文章改头换面或者至多只是重新排列组合一下，然后又在另一刊物发表的作法，实质上与“一稿多投”无异，因为这两篇文章没有实质性的差别[2]。总之，“一稿多投”也好，“一稿多用”也罢，他们都浪费了社会资源，耽误了读者精力，导致了法学虚假“繁荣”的景象，均属学术不严谨的体现。
四、 成果发表太难
“关系文章太多，发表文章太难”，是当前法学研究中“痞子文风”在编辑领域的体现。现在许多刊物有自己的“熟人”和“关系户”，其他作者很难介入；一些名家享有话语霸权，对不同己见者打压、不予发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法学研究新生力量的产生。
最为可恨者，是“出版收费”问题，当前由于“出书难”，作者要出一本书，不光自己拿不到稿费，反而要掏腰包倒贴给出版社几万元钱，或者自己包销几百本书——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同时，对于许多杂志社来说，为了维持自身“生存”或者“营利”，明目张胆地办刊收费，即作品要在此刊物发表，必须按一千字几十元的标准向杂志社交几百元的“版面费”或者“赞助费”，否则不予发表。笔者就曾亲自收到过河北某法学刊物的好几封来信，要求交钱，否则所投的稿件不予发表。笔者认为，这种发表领域中的“商业化”是很不正常的，长此以往，不利于正直学风的形成，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会导致作品不是以学术来衡量而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恶果。
与著作出版、论文发表的困难相比，黑道领域的“发表”、“出版”则要容易的多。就笔者的经验而言，每发表一篇论文后，总归会收到三、四封相关的“祝贺信”，信中说，我这篇文章质量较高，经“严格审查”，已被收入到“XXX文选”或者“XXX论文集”，或者说我个人被收入了“XXX名人录”，或者已被聘为“XXX学院研究员”，头衔都挺大的，但前提有一个，就是必须向他们订阅两本价值几百元“论文集”或者“XX文库”。然而，费用寄过去了，成果的出版则往往遥遥无期——这些大多是骗钱的，对于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更容易上当受骗。对此，笔者的作法是一笑了之，但对这种学术领域中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真不知我们的主管部门为什么不管一管？
五、 “猫腻文章”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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