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如果人民检察院作出了存疑不起诉决定之后，又发现了新证据、新事实，符合了起诉的条件，这时应如何处理？能否允许检察院重新起诉？如果允许的话，这时对被存疑不起诉人，还应否进行赔偿？这些都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按照正当程序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被告人享有“免于两次被追究”原则，此时对被存疑不起诉人不得再行追究，否则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既然人民检察院无权“重新起诉”，这时对被存疑不起诉人如果已经被羁押的，就应照赔不误。
通过上文如此漫长篇幅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刑诉法和《
国家赔偿法》之间存在一些机制性冲突。尤其是《
国家赔偿法》，把逮捕条件与起诉条件、判决有罪的条件等同起来，要求司法机关作出逮捕决定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达到起诉、审判时的证明程度，而起诉、审判时的证明程度要求较高，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把“没有犯罪事实”作为认定“错捕”进行赔偿的唯一标准，也就不难理解。应该说，《
国家赔偿法》对刑事赔偿范围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排除条款中的“免责事由”更为宽泛），这样就导致刑事赔偿很难，有违该法的初衷；而新《
刑事诉讼法》，则倒多处体现了“无罪推定”与保障人权的精神。
所以说，“陈文”逻辑上错误的关键之一，就是从《
国家赔偿法》来推定《
刑事诉讼法》（当然不排除部门利益影响的可能）；而本文则是以《
刑事诉讼法》为基点来看《
国家赔偿法》。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陈文”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第一、《
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5月12日通过，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关于“错捕”的规定，依据的是1979年老刑诉法，这也是《
国家赔偿法》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新＜＜刑事诉讼法＞＞则是1996年3月17日修订，1997年1月1日实行的，根据“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应当适用刑诉法的规定；第二、从立法主体来看，刑诉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修改的，而《
国家赔偿法》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立法级别没有刑诉法高，所以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也应适用刑诉法的规定。而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确定存疑不起诉的“无罪推定”效力，这点是没有疑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