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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上文的案例1中，小偷甲享有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但如果要求他作证，那么除非免除他盗窃的刑事责任，或者对他在作证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盗窃线索和相关证据，不予采信[19]，否则不能强迫他作证。 当然，在许多国家，对“罪行豁免”的措施很少采用，而“证据禁用”的实施较为广泛。
其次，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的价值，还在于它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亲情关系的尊重，以及对正常社会伦理道德观的维持。
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不仅保障证人的利益，而且还延及对其亲属的保护。这与我国古代所形成的“亲亲相为隐”原则非常类似，所谓“《春秋》之义，为亲者讳”[20]，“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1]。对于共同生活的亲属，以及“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及）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间“有罪相为隐”的，“皆勿论”。应该说，除去其中封建性的东西，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强制性的要求一个人揭发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配偶、子女，这在心理上是无论如何也很难接受的，即使“这种类型内的人被强迫陈述时，其证言的价值亦不高，这种强行迫害家庭隐私的方式无法使其价值合理化”[22]——由于每个人都是“血性动物”，具有情感，让一个人昧着自己的良心来指控自己的亲人，这无异于是对人性的摧残。所谓“大义灭亲”，这是很难做到的[23]。倘若“亲亲不得隐”，那么必然是夫妻之间相互提防，父母兄弟之间相互猜疑，生怕有朝一日，现在的陈述成为不利于己的证据，正所谓人人自危，亲人之间的亲情、信任丧失怠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很难维持。而这又必然会危及社会最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安定、团结和友爱，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有序。鉴此，世界各国普遍规定了“亲亲相为隐”的作证特权规则，这不啻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在上文的案例2中，老头B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儿子涉嫌犯罪为由，而拒绝作证。
最后，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制度价值，还在于它体现了对特定社会关系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各个行业的存在与健康发展。但如果允许律师可以出示当事人的证据，医生可以透露病人的隐私，牧师可以告发忏悔者的罪行，这无异于监守自盗，其结果将是：当事人不敢请律师，病人和忏悔者不敢向医生与神父吐露真情，生怕他们哪天变成了“便衣警察”，转而告发了自己，这实际上将会使整个律师、医院、宗教等行业的存在与发展，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所以，为了整个社会行业群体与职业道德感的形成，为了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必要作出证人“职务作证豁免权”的规定，即“以职务上业务上有守秘密之义务，恒规定于有关职务或业务之法令，或依交易惯例如此，若强令违背法令规定或交易惯例之秘密义务，而为陈述，自非事理之平，故法律亦许其拒绝证言。职务上或业务上之秘密，如公务员、律师、会计师、宗教师、医师、药剂师、助产士等或曾居此地位之人，依法令或委托之意旨或交易上之惯例，有负秘密义务者，均得拒绝证言。”[24]虽然“律师——当事人”特免权的“益处都是间接的和理论上的；他的障碍是直接的和具体的。”[25]但仍有实施的必要。上文中的案例4、5、6、7就反映了这个问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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