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审理人员依据自己“理智”、“良心”与“理性”，自由地对证据的真伪、证据的取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规则等进行判断，法律对此不作预先的规定。在这种证据制度下，证据事实的认定，以法官是否形成“内心确信”为标准，而法官的“内心确信”又是一项纯粹的主观标准，所以，由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般统之为“主观真实”。
　　相比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证据制度下，一般强调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和案情本来面目的恢复，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案件的客观实际情况，即真正地做到“以事实为根据”。由于这种证据制度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基础，所以，学者们一般将其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2]由此获得的案件事实也只能是一种“客观真实”。
　　在上述各种证据制度中，笔者最青睐于“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即“主观真实”的模式。因为这种证据制度反映了诉讼规律，考虑了法官的主体因素，有利于诉讼目的的实现。尽管有的学者对这一证据制度加上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等大帽子，但并不影响它诉讼效用的发挥。
　　相反，对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笔者倒深感质疑，因为这种证据制度貌似“科学”、“合理”，似乎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反映，但由此产生的弊端是不容忽视的[3]：（1）它混淆了一般科学规律与特殊科学规律、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之间的界限，把某些唯物主义原理的个别结论当作僵硬的公式；（2）追求完全真实，把客观真理的认识推向极端化，抹杀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的统一关系；（3）片面地理解事物的客观性，否定和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事物客观性所具有的重要作用；（4）以阶级和国家的性质作为划分真理的标准，忽视了客观历史背景的作用和各国具体国情不同之间的界限。总之，这种把抽象的、理性的、静态的“实事求是”原则，应用于具体的、物质的、动态的司法实践过程的作法，忽视了证据制度的程序性、技术性等特殊规律；这种把政治哲学的一般原则简单地套用于某一具体学科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实际上，这种“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在实践中也往往无法操作，难以实行，“我们时常对案件事实充满了迷惑，却没有勇气提出自己的疑问，只有偷偷背离这一原则。”[4]因为任何“实事求是”的制度都要有一定的标准，失去了一套可行的操作规程，它必将沦为空谈。现实也表明，在这种“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下，法官行为失范，无所遵循，随意性太大，其结果也往往是，这种“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最不“实事求是”。
　　第四、证明制度的先天不足：对我国的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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