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最后一节国际金融法课，我起地非常早，是那天第一个到教室的学生，舍不得离开这间教会我思考的教室，如果让我重新上一次这门课，我再也不会迟到了。我保证。可惜，生命是永远无法重复的。
国际金融法课是一片烈日下的荒漠，饥渴而绝望的我在这半年中居然慢慢找到了绿洲。书上的问号没有困住我，而是象钥匙一样打开了我思维的宝库。跟着Kubler的思路，我不由自主学着问问题学着质疑，学着思考，这门课有四个案例是我思考（不是读）花时间最多的。
第一个是关于BCCI的案子，前前后后在第3章美国银行监管提到了十几次，这个案子引发了人们对两个以上国家监管导致监管真空的问题的思考，于是直接引出“the 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Act of 1991”和Regulation K的具体规定。虽然这个案子信息量很大，但是我读起来却很容易，却用了差不多五个小时来思考这个案子，第一次觉出国际金融这本书不再那么枯燥。所以非常感谢它。
第10章的金融衍生工具重点探讨巴林银行的案子，因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所以听地轻松之极。无论过去多少时间，这个案子都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学者的经典案例，象kubler说的一样，这个案子是有历史意义的。
读这本书让我感到最有趣的是第11章“assets freezes”，这是全书里案例最多的一章。其中一个案子是Libyan Arab Bank v.Bankers Trust Co., 讲1986年1月美国与利比亚关系恶化，美国总统于是在1月7日和8日宣布了两个行政命令，冻结美国公民个人和银行给利比亚的个人，银行及分支机构的贷款。被告认为自己不支付原告131百万美元是有国家政治行为做抗辩。一个非常复杂的案子，因为涉及到CHIPS结算系统，所以被告主张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法官最后确认适用合同履行地英国法律，支持原告主张。这个案子从事实到判决，书里共用了28页，这还只是作者从法官OPINION里节选出来的，真不知道真实的判决有多么长呢。让我笑出声来的是在判决的最后，有一段后记（postscript），说到“今年的八月有20个工作日，其中的14天都用在这个判决上，非常努力和辛苦。可是听说八月九月其他州的高院法官们都在休假不用工作，真是郁闷极了”。这段后记让我觉得在这个体制里法官的个人智慧是受到尊重和正视的，他们当时投入而认真的工作在我眼前立体和清晰起来。想象着Staughton法官当年在那里一点一点分析，真是既敬佩又不忍。15年后看到这个案子的判决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更有趣的是发现法官把自己的抱怨和感受认真地写到判决里，最有趣的编书的人居然没有删掉这一段。这个案例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在“risk of political intervention”这个问题上的经典，他们的那个夏天的辛劳已经得到了回报。
在本书的第13章，讲私有化和机构投资者。主要就是结合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探讨电信老大Telmex从1947年建立到1990年成为世界第18位的电信系统公司一点点私有化的过程，作者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股权转移的操作和设计，全球同步发行AA股、A股、L股的策略，对世界电信业的启示和影响，整整用了50页。是在凌晨2点多全部看完，最后一部分是“Telmex and the WTO”，2001年4月美国给墨西哥警告必须在6月1日前撤掉依然存在的电信壁垒否则启动WTO裁决程序，很想知道这个案子到底现在怎么样了，可惜作者嘎然而止。合上书，一下子想到中国电信的垄断和已经来到的WTO，觉得这个案子值得研究，想着有时间是应该去查查更细致的资料，于是发现自己已经从刚开始上课那个不停皱眉头惧怕那些问号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会思考，有专业冲动的人。
会计法老师Jeffrey F. Brotman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在外面工作很忙，所以经常自己有事情就取消我们的课，再找时间补，弄地我们跟着改变自己的时间和计划。回头看看他发的syllabus，就没有几次是按着正常计划上课的。
他的课不再象从前一样快速而无聊，一点点地形象起来。他告诉我们资产负债表是“snapshot”一次快照，而损益表是“motion picture”，现金流量表是更加聚焦的动态照片。讲到存货的成本决定时，关于FIFO（first-in, first-out），他让我们想自己在warlmart超市买东西，让我们想“pipeline”；而关于LIFO（last-in, first-out）,他让我们想大桶（barrel）。知道不是他独创的理论，但是他讲话的神情加上比划出的动作让我终生难忘。他歪着身子，皱着眉头，用力伸着手臂，到大桶底部去拿东西，痛楚而绝望的表情让我们大笑，在笑声里他说“你看，大桶就是要后进先出，如果你一定要拿出先放进的那些，就这个后果。”
他是个矛盾体，他热爱他的事业，可是言语中从来都是讽刺，他不只一次把自己热衷并从事的会计说成“boring”。他对我们的教材有强烈的不满。讲到权责发生制（accrual system of accounting），自己偏喜欢用“unearned revenue”而不用书上写的“defferred income”.讲到有价证券（marketable securities）,他痛恨地说书上完全错误“totally wrong”,给我们补发材料。就是到最后准备考试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不要看书，就看课堂笔记就行，也不要看往年的考试题，他坚信只要听了他的课，我们以后就足够应付那些无聊的会计问题。
他从来都是这么真实地表达着他的情绪，不在乎形式。比如讲记录存货的“永久记帐法”和“时段记帐法”，他很感慨地说十五年前他在同样的这间教室里给学生讲这个时，曾告诉他们大部分公司都用“时段记帐法”，现在他必须告诉我们因为有了计算机，“永久记帐法”成了首选和通用的方式。他认真的盯着我们，“listen to me, computer is shit but you have to rely on it!”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法学院教授口里在课堂上说“shit”，而且那么认真。
偶尔他也会很严肃地表达他的观点，甚至会在刻板单调的
会计法知识里加入很多感情。他讲到最近备受瞩目的ENRON事件，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Andersen Worldwide）出具的审计意见有问题，表情少见地严肃起来“会计师是要有良心的”。我因他这句话而感动，是啊，我们可以为金钱而忙碌，但是不能为金钱而迷失。
最后一节后给他写教学评估表“evaluation”时，大部分同学都说他讲地不好，我还是给了他一个“fairly good”。大家都说我太善良，我觉得遇见这个风格独特的老师也是一种福气，他是诚心诚意要给我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一门课，是由于我们在太紧张的时间不能预习消化到达到他预期的地步，所以没有办法归罪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