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1982年，由于无力应付技术进步和适应旧的问题的需要和要求，明显地造成了积极性和指导性的损失，有时这种政策与新形势是矛盾的。经济的增长率不能满足经济和法律方面改革者和消费者的期望，一些惰性和不在乎变得越来越明显，贪污腐化、实利主义、醉酒和无聊颓废被断定为遍布的社会病。人们要求世代、方向和方式的变革越来越强烈，但又没有必要同时进行变革。
勃列日涅夫的紧急继任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强调，决心处理逃避责任、滥用酒精和犯罪。1982年12月底，对实施了二十多年的联盟共和国刑法进行大规模修改——大约三分之二的法典条款被修改。大体上这些正在形成的刑事法律的方针政策选择了一种平衡：对第二次犯罪者和惯犯加重了刑罚，而对第一次犯罪者有一个灵活的处理。然而，几乎所有的一切罚金和其他经济制裁都有所提高。1983年通过了一个1977年
宪法允诺的法令——苏联劳动集体所有制法，在企业实行生产队方案，这样，多年的地方实验物在适当时得到了鼓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指向加强劳动纪律、劳动集体观念与代议制民主的观念和对经济经营管理的广泛的联系，他们的完整内在意义还须深入和展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意外的快速继任，似乎造成了一定的时代标志。虽然同样的方针政策得到支持，但也许没有相同的迫切感、效用或活力。
（二） 过渡和调整
苏维埃法律政策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带有领导人个人的特征，都或多或少的是立法程序文书（包括党的机关审议的文书）的正式产物，都反映了领导人个人支持的那些人的舆论，其程度是难以确定的。在1982年11月与1985年3月间，苏联经历了领导层的三次变更，更换了四位领导人。在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领导人指挥棒的传递过程中，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结构，其变化的过程就更明显。仔细观察各方面的法律制度，这种过渡不仅平坦顺利，而且还有相应的立法活动相随，同时立法成果至少与过去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第一年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就所涉及的立法方针政策而论，还不是一个极活跃的时期。法律改革的提出明显与迅速完成法令的实施及苏联与每个加盟共和国的法律汇编保持一致性。1985年4月，进一步的修正引入
刑法和劳动立法方面，虽不广泛，但与1982年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制定的那些法律的精神相同。当试图通过控制滥用烈酒的大量立法时，一个月以后引起了修改
刑法的其它修正案。西方人普遍认为，大多数立法与戈尔巴乔夫有密切联系，它似乎体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所关心的事务的连续性和安德罗波夫时期对减少酒精中毒事件和改善职业道德所表达的决心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