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规定虽便于施行却难以达到防控犯罪的效果，原因和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仅谈我想到的一点：犯罪规定中析罪失当，将较重罪内容析入较轻罪中作规定。这可以97刑法典规定交通肇事罪为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和致人重伤原应分别归入过失致人死亡罪（
刑法第
233条）和过失致人重伤罪（
刑法第
235条）之中，单独析出，加上交通肇事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内容，构设“交通肇事罪”（
刑法第
133条），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照
刑法第
133条和第
233条，从过失致人死亡罪中析出的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明显变成了比原来较轻的罪，即一律成了原来过失致人死亡罪中“情节较轻的”罪，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中有肇事后逃逸等“特别恶劣”情节的，才被规定为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相同份量的罪。只有被害人死亡的原因确系交通肇事的逃逸造成（这已类同于故意杀人，即过失肇事，故意不救治的不作为杀人）的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才被规定为重于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这与故意杀人罪（
刑法第
232条）相比，则又明显被规定得过轻。
刑法对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较轻的规定，施行处罚上并不会增加难度，但对于防控交通肇事的犯罪却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由上述内容，我们自然会想到
刑法立法中立法技巧的重要性，具体条款如何设立，如何表述，需慎之又慎，充分考虑到犯罪规定的可行性。其实，
刑法立法之难又何止于技巧方面，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的把握往往更为重要。不然，弄不好会将该有的犯罪规定遗漏掉，或将不该有的犯罪规定加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