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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
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应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误区二：过分强调诉讼效率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我国现行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因此，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诉讼公正的追求。也就是说，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庭审当中，从而破坏程序公正。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为激烈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因此，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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