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对于一些特别严重的集团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的犯罪等，出于同犯罪作斗争、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需要，就应当允许采用秘密手段以获取足够的证据。
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所谓“富有意义”地参与是指程序参与者应有机会发表本方的意见、观点和主张，提出据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和论据，并拥有为进行这些活动所需要的便利和保障措施，从而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作用。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64页。
萨默斯在论述程序价值时曾指出：“如果诉讼各方在一个法律适用过程中都能提出证据、阐释并证明自己的主张，真相就更能产生，法律也可得到正确的使用，从而使程序产生好的结果。”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63页。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侦查活动向社会公开比向当事人公开难度要大得多。有鉴于此，本文只对侦查活动向当事人公开问题进行分析。不过也有人对侦查活动向社会公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刑事诉讼实施问题研究》（陈光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六专题“侦查”（撰稿人樊崇义）。
三长即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实践中，侦查人员根据一些线索，往往对于涉嫌犯罪的有关人员掌握一定的证据，但又不符合立案标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显然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进行讯问。于是，侦查人员联合行政监察机关或者纪检部门，并以后者名义开始进行“变相”侦查，因为后者对涉嫌人员实施“两规”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国《
行政监察法》第
20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由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即“两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