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 页。
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如对于一些特别严重的集团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的犯罪等，出于同犯罪作斗争、保障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需要，就应当允许采用秘密手段以获取足够的证据。
《布莱克法律词典》，1979年英文版，第418-419页。转引自龙宗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上）》，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第2页。
陈瑞华：《英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比较》，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第84页。
对此，美国大法官特雷勒（Traynor）曾说：“真实最可能发现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 转引自龙宗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上）》，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第3页。
梁玉霞：《比较：刑事证据开示的基础》，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第93 页。
Gray ,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aw 115(2d ed.1921.).转引自戴维J·格博：《域外证据开示和诉讼制度的冲突——以德国和美国为中心》，蔡彦敏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 期，第35页。
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 页。
严格来说，我国并没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只不过
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体现了证据开示的精神而已，故笔者在此称其为“证据信息沟通”而不是证据开示。
陈卫东等：《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实践中，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非常低。有关数据可参见陈卫东主编：《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陈光中主编：《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