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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证据公开的范围。众所周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⑥]，二者对立统一，不可偏废。因此，公、检、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既要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以惩罚犯罪，也要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以保障人权。既然如此，那么不仅有罪、罪重的证据应当公开，而且无罪、罪轻的证据也应当公开。
最后是证据公开的途径。这是证据公开最重要的内容。证据公开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收集证据时应当以公开的方式、方法进行，严格控制以秘密手段获取证据。这包括：（1）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结束时，笔录应当交他们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们宣读，只有当他们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并与办案人员均签名或者盖章之后，笔录才能作为证据使用；（2）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时，办案人员应当邀请见证人到场，制作的笔录应当有办案人员和见证人的签名或盖章；（3）赋予辩护律师讯问、询问、搜查、扣押、勘验、检查、鉴定在场权；（4）在特别情况下，[⑦]允许采用秘密手段获取证据，但事后必须通过合法手续将其转化为公开的证据。
2、证据开示（discovery ；disclosure）或证据交换（exchange）。证据开示制度在16世纪起源于英国，到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时正式形成，至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证据开示的含义是“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而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⑧]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是指审判前控辩双方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是英美法系实行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 当事人主义）所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因为，“辩护律师无法象大陆法系国家的同行那样，在审判前直接到法院查阅检察官掌握的证据材料，难以充分地进行辩护准备活动。同时，控辩双方如在审判前互不了解对方掌握的证据材料，就会在法庭审判中形成所谓‘对抗的白热化’，即互相实施突然袭击，令对方措手不及，无法对某一证据进行防御准备。”[⑨]看来，实行证据开示有助于防止“突然袭击”、发现真实[⑩]；保障辩护权，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equality of arms）。
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证据开示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双方开示。证据开示不仅仅是检察官对辩护律师的单方面的开示，而且应当包括辩护律师向检察官展示其证据，即实行双方相互开示制度。不过，基于二者获取证据的能力存在巨大差距，可以考虑让检察机关负有主要的证据开示责任。（2）开示范围。凡是控辩双方收集到的拟在庭审时提出的证据，无论是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还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都应当事先开示。而且，在检控方故意不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进行开示时，辩护律师有权通过承办法官申请控方展示。（3）开示时间。我们认为，在案件系属法院之后、承办法官决定开庭之前进行证据开示比较适宜。（4）开示程序。证据开示应由承办法官主持并整理双方争论的焦点和分歧点，控辩双方同时参加、互相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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