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页。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Wigmore on Evidence , Textbook , sec.477.1.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页。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 页。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Gray ,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aw 115(2d ed.1921.).转引自戴维J·格博：《域外证据开示和诉讼制度的冲突——以德国和美国为中心》，蔡彦敏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 期，第35页。
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 页。
不仅如此，公正的程序本身对产生好的裁判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萨默斯在论述程序价值时曾指出：“如果诉讼各方在一个法律适用过程中都能提出证据、阐释并证明自己的主张，真相就更能产生，法律也可得到正确的使用，从而使程序产生好的结果。”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63-77页。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11页。
田平安、杜睿哲：《程序正义初论》，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第7页。
严格来说，我国并没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只不过
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体现了证据开示的精神而已，故笔者在此称其为“证据信息沟通”而不是证据开示。
陈卫东等：《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实践中，我国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率非常低。有关数据可参见陈卫东主编：《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陈光中主编：《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赴英考察报告》，载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警察承担维护社会安全与侦查犯罪的重任，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之“官本位”思想作怪，在某些地方“警察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因而某些警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让其屈尊下驾出席法庭实在是“勉为其难”。
关于犯罪控制理论，可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1992年版，第23-45页。
陈瑞华：《英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比较》，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