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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经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也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随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就业、教育、交通以及环境等都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对资本主义来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既能对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又能提出有效的对策，从而缓解和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缓和阶级矛盾。于是，经济学上和行政法学上都在酝酿一场深刻的“革命”。
二、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实践中的政府干预
在经济学家眼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古典学派“寿终正寝”的时候。受边际主义革命，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rlas）提出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理性思考，宏观经济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时期，斯密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其中“自由放任”的思想内核却被以后的宏观经济学说继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rshall)是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4]在这里，“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指的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旧的学说”指的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新的解释”不过是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改头换面，提出新的主张而已。由此，马歇尔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学说在经济学界占据了“正统”地位，“以至他们的政治上和科学上的对手开始染上一种怕迫害的过敏症。”[5]
然而，面对这样一些“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资产阶级要设法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也确实要执行国家干预的政策。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实践和经济理论便发生了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国家干预经济；另一方面，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说却反对国家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受到了挑战。以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为基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等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他们的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他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他们宣扬阶级利益调和，迎合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在评价这些经济学家时说：“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极其接近于工商业和政治的实际，他们大多数是从切身经验中认识这种实际的。他们的著作充满现实主义和机敏的气氛，由此而部分地弥补了科学灵感的不足。”[6]因此，“所有各国的经济学界都是拥护同自由主义相反的趋势的，而不是拥护依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趋势。……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联盟……已经瓦解了”，而“政治家们很少会喜欢一个不是维护自由贸易，就是沉迷于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派别。”[7]所以，非“正统”的学说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也就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一些公共事业方面的活动。英国法学家韦德(H.W.R.Wade)在描述这一变化时曾说道：“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但是，……到了1914年，大量的迹象表明政府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则是20世纪的特征。国家学校的教师、国家的保险官员、职业介绍所、卫生和工厂检查员以及他们必不可少的同事——税收员就是这些外在、可见的变化。现代行政国家正在形成，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端是政府的职责，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的情感。”[8]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不仅为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推动了行政法治理论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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