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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治病！
阿：养生。中国最多只是有小病而已。
瑟：中国的社会养生早在近代就应该开始。只可惜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被当作病人，不断地在被动手术，以致无病反成病，而且病入膏肓。那么现在如果能够让手术刀立刻停下来，为什么要让它慢慢停下来呢？
坡：如果有人扁我，我不是立即制止他，而是要求他慢慢地扁，这可太滑稽了！
瑟：看来你不是基督徒。按基督教义，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应该伸出你的右脸。
坡：怪哉！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基督教还算强盛的时候，偏偏信奉手术刀，如今基督教残花凋落，又偏偏当起了“基督徒”。
瑟：奴才都有自我圣化的需要。
阿：非暴力、不合作！如果知识分子真的这么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瑟：当然。非暴力、不合作，让甘地得以成功，那是因为当时的大英政府还有人性。我不知道手术刀是否有人性。不过，不论怎样，非暴力、不合作于知识分子总是值得提倡的，一则可以让他们扶正自己的良心，不致再成为皮上之毛；再者，依二位在前面合撰的打油诗——“良心如何被狗吃？”——所言，看家的犬也不致有过强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能以主人自居。
阿：这恐怕太理想了。
瑟：是的。如果知识分子做不到非暴力、不合作，而一味地强调变革优于革命，难免自欺欺人。
坡：这种自欺欺人还得寻找圣经，否则，还算什么知识分子？
阿：变革与革命到底孰优？难道波普尔的比喻错了？
瑟：阿克太琪，我们前面曾有一条定律：一切社会政治理论若不经由法律而作用于社会实践，必将导致灾难和邪恶。变革优于革命之说之所以有道理，乃是因为革命很容易符合这条定律，造就假的宏大叙事。相反，一切没有宏大理论的革命，比如中国的历次农民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等，不应该让知识分子厌恶。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变革还是革命，谁更加有利于制度以程序的方式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谁就处于优先地位。波普尔的比喻是正确的，但革命不一定要对船整体重组，即革社会的命，哪里有恶性肿瘤，哪里才需要革命。中国的恶性肿瘤在驾驶室里。
阿：但革命本身是一个“无法”的过程。
瑟：按照我们前面对法律的讨论，应然法是参与的应然状态，实在法是实际的参与。如此，革命不一定比革命的对象更加无法，关紧得看谁在参与。当然，变革可以在程序系统内求之，但这未必是变革的真正含义，而若变革在程序系统外进行，变革也即无法。我斗胆猜之，对革命、变革与法律之关系的混乱认识，是人们盲从变革优于革命或革命优于变革的根源。
阿：养生讲变革、治病讲革命。我在想，谁是大夫呢？谁能够确诊毛病？现在看来清楚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夫，只要他们掌握了法律的标准。
瑟：是这样。
阿：但是，革命有可能养虎为患，而且成本高昂。
瑟：阿克太琪，我们是在辨析观念，不是在对变革或革命做“投入—产出”研究或者风险分析。
8．4经济发展会让民主自然到来？
阿：第三种流行观念。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了，民主会自然到来，或者说发展经济是民主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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