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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那些自我标榜为“人民的儿子”的人，常常教育、启蒙他们的慈母！到底谁启蒙、教育谁？
瑟：遗憾的是，就连孙中山先生都有这种思想，在他的军政、训政、宪政一说中，训政就有训人民之意。三民主义蒙遭阴影，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一训，就有可能永远训下去。
坡：第三个怪圈：越训越愚昧，越愚昧越训，对训者和被训者来说，都是如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祖先的这一至理名言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地认清过。
阿：这一至理名言不从来都是愚民政策的依据吗？
瑟：的确，阿克太琪，但那正如坡埃所言，是这一至理名言被误解及滥用的结果……“民可使由之”，如果民众之“由”就是要“知”，又如何“不可使知之”？因此，“不可使知之”理当作“没有必要让民众知道”之解。这一点，若从法律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⑴我们已经知道，法律包括习俗与惯例、制度、程序这三者，习俗与惯例是本源，民众与此本源犹如鱼与水，让鱼知道水为何物，毫无必要（除非水已被污染变质）。⑵我们前面曾提到制度傻瓜化，这与制度程序化应是相辅相成的两面，你从计算机专家力图使计算机傻瓜化这一事实就可以看清两者的关系；程序化应是制度对自身的要求（在计算机领域是算法的必然），傻瓜化则是来自民众的要求，由傻瓜化我们就可以自然地理解实无必要力图让民众知道得太多（这本身就是极不民主的）。而反观历史，伴随政治社会多舛命运的总是制度的乖戾，不就是因为制度没有傻瓜化吗？
坡：制度程序化必需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否则，傻瓜化是难以实现的。
瑟：是的。
坡：这种对自由的界定不就是“民可使由之”吗？
瑟：当然。
阿：瑟瑞斯，重新解释经典不是我们的讨论能够做的事。……我想，民治中的另外两道程序，媒体及政党（当然是由民众自由结社的党），也是有助于民众素质的提高的。
瑟：这是法治是文化的触发器的一方面。
阿：如此说来，老百姓的素质低，倒不是不适合于搞民主，而是不适合于抑制现在的权力。
瑟：是这样。
8．3变革与革命？
阿：第二种流行观念。这种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他们认为变革优于革命。
瑟：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为波普尔、柏克以及其他学者极力主张。在波普尔那里，社会是一艘航行于海上的船，只能局部修补而不能整体重组，这就是他著名的零碎工程学。柏克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在他的著述中反复流露出一种倾向，理论渗入政治实践会带来道德及政治上的邪恶（列维·斯特劳斯语），这可视为我们已阐述的定律的前身。革命如今之所以令知识分子不喜，除了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外，也许还有如下两点原因：⑴革命中的暴力是破坏性的；⑵近代以来的革命，其结果往往令人悲观失望。
但中国有句俗语：长痛不如短痛。祖国医学强调调经和血，这相当于变革，西方医学动则用手术刀，这相当于革命。我在想，要是变革优于革命是出自祖国医学原理的话，那肯定是极有道理的。现代人无论大病小病，动则动手术，服西药，只图短痛之快，这肯定于身体不利，但如果真是恶瘤在身，我看还是动手术的好，短痛痛得畅快。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养生讲变革，治病讲革命。祖国医学原理与“长痛不如短痛”之说看来是相辅相成的（我建议把此说纳入祖国医学原理中）。以上道理，对个人是如此，对社会亦然。那么，二位，如今中国到底是要养生呢？还是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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