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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这或许是一切世俗信仰的共同特点：它有一个实用主义内核。但世俗信仰因为藉信仰之力、托信仰之名，很容易导致手段对目的的遮蔽。
阿：说人们对公正的共同理解必然落脚于程序，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即便是公正的程序，也未必导致公正的结果，何况有些程序本身就不公正？
瑟：确是这样。罗尔斯把程序正义分为两种：完善的程序正义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我想我们可以从此入手分析。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前者，两人分一饼，让一人操刀另一个选择，这样，双方都无非议。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常见于诉讼程序，当事人双方都可能对判决结果不满意。把分饼的例子略改动一下，同样是两人分一饼，但两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多分，如此，让一人操刀，另一人选择——这本身就是正义的程序（其中的正义可以称之为程序正义，罗尔斯称之为纯程序正义），也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因为当事人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这个例子略经改动，就成了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阿克太琪，你看，在分饼中，一人操刀，另一人选择这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人们的认识不同，既可是完善的程序正义，也可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这说明公正作为一种标准，也应该分为两类：（对结果的）认识性标准或称认识性公正，（用于过程的）实践性标准或称实践性公正。程序正义本身就是实践性公正，在分饼的例子中，它之所以是完善的，那是因为有一个前提：两人的认识性标准一致——两人应该均分；反之，它就是不完善的了。当今中国就有如一个大饼，贫富两极分化，富人认为他们的富是正当的，穷人认为富人的富是不正当的，分歧之大，注定了当今中国的法律程序离完善实在是太远。当然，穷人的看法肯定是对的（这绝不是同情的表述，应该是我们理论的使然），但穷人，特别是穷人中的知识分子的做法——他们不是力图去改造我们的法制，而是奋力而争要成为富人（中听的说法是发展经济、促进法制），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注定了他们将由正当走向不正当……
坡：他们的认识也将发生改变。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旦摇身变为“少数人”，他们就开始大赞制度的完美。反过来看，那些为现存制度唱赞歌的人，必定是从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中利益的人。谁唱得最响，谁得益最多……
阿：坡埃，你唱得无声无息，想必没有得益吧？……另外，按瑟瑞斯的说法，当今中国的法制离完善太远，是因穷人与富人在认识上的分歧太大。
坡：阿克太琪，你也不是得益之人，倒真是唱得无声无息！如果你高歌有术，入了制度之耳，它肯定会给你分一杯羹，让你成为“少数人”。诚然，按瑟瑞斯的分析，当今中国的法制残破不堪，漏船载酒，是因为穷人与富人认识上的巨大分歧，但如果法制本身是公正的，那穷人与富人都应该有所不满，问题偏偏在于，只有富人（尤其是富人中的特权阶层）认为这种制度是公正的，他们才拚命大唱赞歌。象你这种一名不文的人也跟着哼哼儿，如果不是想分一杯羹，那一定是中邪太深。
瑟：有道理。我补充一点，富人——特权阶层以及与之勾结的商贾，必定会认为这种制度是公正的，否则，他们的富就将是不正当的。
坡：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只让一小帮人满意呢，症结何在？
瑟：坡埃，你忘了，我们的制度本来就在跟着一小帮人走，因而它必定是这一小帮人的黄金屋。
阿：瑟瑞斯，我们有些偏题，还是从现实回到理论的好，现实一目了然，但理论还有待廓清。
瑟：好的，阿克太琪。……形形色色的正义观就是形形色色的认识性标准。这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肯定普遍存在，诉讼中，败诉的一方只要可能，会一再上诉，也例证了这一点。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程序输出的结果是否会让当事人普遍满意，即程序正义是否完善——这已经不可能，而在于程序本身是否是正义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我们会看到，要是当事人双方的正义观彻底对立，不可调和，比如在分饼的例子中，二人均认为自己应该多得，并坚持己见，那简直没有任何程序（不管是不是正义的）可以实施，以保证二人都满意……
坡：他们可以抛硬币，或者决斗，胜者多分。
瑟：坡埃，要是他们一致同意使用这样的程序，那就意味着他们的认识性公正已经发生改变，原先是：自己应该多分；现在是：两人中一个人应该多分，但不知是谁。他们的认识性标准已经调和。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正义观形形色色，但只要他们在程序上能够取得一致同意，那么任何冲突都是可以解决的。
阿：可是，持不同正义观的人怎么可能在程序上取得一致同意？
瑟：人们必需在自由中相互合作。他们在实践中必需相互妥协，走向中庸，尽管他们在情感上可以固执己见。你瞧，现代人在情感上都是“神”，但在实践中都是“虫儿”，这也是他们的感觉。
坡：虫儿加神，虫儿的神曲，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啾鸣。
阿：另外，瑟瑞斯，对程序的一致同意能不能确保程序就是正义的？
坡：我敢肯定不能。在男女性行为中，一方愿意施虐，另一方愿意受虐，难道这是正义的？
阿：坡埃，你也不能断言那是不正义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难道这是不公正的？
瑟：一致同意与公正的关系颇为微妙。阿克太琪，在你关于孔子的谜语中，如果公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公正就应该首先要求一致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致同意的肯定就是公正的，有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个人自愿卖身为奴，即便不影响任何其他人的利益，买卖双方的一致同意也很难说是公正的。不过，如果一致同意求而不可得，己所不欲，强施于人，那公正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坡：走自己的路，让他人说罢！这是公正的秉性。
瑟：是的，但公正也得聆听。民诉中能够和解的，应尽量和解，不能和解的，也不妨碍判决，即是公正走自己的路的例子。另一方面，不管是民诉还是刑诉，都应该公正地聆听双方的声音，这说明公正就不能够只管走自己的路。由此反观自卖为奴，可以说它肯定比强制他人为奴要公正些，但两者均不为公正所容，这即是公正在走自己的路；不过，公正如何不容自卖为奴，却是对公正自身的挑战，如果它不打算象处理强制他人为奴那样断然而然的话。
阿：看来仲尼之谜难解……瑟瑞斯，我没想，一桩冲突发生后，总有一种客观的结果是最公正的解决，人们是不是应该设计出一种最公正的解决方案，也即程序，以便达到这种最公正的结果？我们的民诉与刑诉（当然也包括行诉与仲裁），也是不是应该按此设计？
瑟：阿克太琪，你在设想神的事业。……仲尼之谜之所以难解，原因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是因为公正作为习俗与惯例的底蕴，潜藏在道德法中，自由才是最佳聆听者。自由在聆听的过程中，会让这种底蕴衍生出许多道德原则，人们所能够做的是让诉讼程序尽可能符合这些道德原则——这是制度以程序的方式参与习俗与惯例演变机制的一个方面。另外，不完善的程序之所以不完善，按罗尔斯的说法，是因为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保证达到它的程序，换成我们的语言，是因为（对结果的）认识性标准与（用于过程的）实践性标准相互脱节。其实，当神还在的时候，这两种标准是统一的，神明裁判就是例子，仪式性的裁判程序意味着任何结果都是神为，因而都是可以接受的；当神消退之后，对神的流连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对认识性标准的强调，因为裁判程序已失去了它的仪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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