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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既然我们已承认自由对正义大音的聆听才是最佳聆听，那到底是聆听者跟着声音走，还是声音跟着聆听者走？
瑟：阿克太琪，如果神还存在的话，当然是人跟神走。现在神已消逝，公平与正义无枝可依，绕树三匝之余，它只能回到它的宿地，作为不同习俗与惯例（道德法）的共同底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义的大音。严格而言，这种大音既然稀声，事实上，简直就是无声，那么它既不跟统治走，也不跟自由走。它消遥而自在，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跟它走。可是，一旦它要化虚为实，它就必需被聆听。既然自由是对它的最佳的聆听方式，或者说是它的最佳的聆听者，那很显然，它会自愿地跟自由走……
坡：先有伯乐，而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得跟伯乐走。
瑟：是的。公正之所以能够成为价值，正是因为人类有让它化虚为实的需要，否则，公正就是一种安然自为、自发地影响人类行为但不人所知所感的东西。公正化虚为实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⑴在认识上，公正能够被揭示；⑵在现实中，公正能够体现在社会结构中。这两个方面当然关联，而我们已经论证，唯有自由——我们所界说的自由——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这两方面。不过，自由在此还被视为一种手段，因此，说千里马愿意跟伯乐走，还不是公正跟自由走的真正内涵。但如果我们细味人类为什么要让公正化虚为实，我们就会看到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视公正为维护某种价值的手段，换言之，公正的价值正好表现为它是维护其他价值的手段。这种其他的价值，在政治社会中是统治（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秩序），在法治社会中，是自由。事实上，在古人“正义（通过统治）产生秩序，秩序产生自由”这一错误观念中，就已经蕴含着古人潜在地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的意识。由此也可看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自由使人之为人，本来就高于一切，只不过在法治社会中名正而言顺了罢。
阿：有关价值的论述仿佛云端作业，必定玄而又玄。瑟瑞斯，我虽然于玄乎中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不敢肯定我把握住了你的分析，除非消除这种玄乎之感。
坡：阿克太琪就是不能承受这样的观念：石头会浮在空中。他是不会让一切显得沉重的物体浮在空中的。但所有的星球，这些巨大的石头，不都在空中游弋自如吗？
瑟：我不能让我的言语压迫他人的感觉，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陈述。……阿克太琪，公正是一切道德法的共同底蕴，这种底蕴在不同习俗与惯例的冲突合作中被逐步发掘。这是我们已知的事实。但人们为什么要发掘这种底蕴呢？根本点在于：人们必需在自由中合作，他们得解决冲突。放大而言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自然的和平。唯有如此，人类才可能健康发展，人也才可能成为人自身。你看，发掘公正的目的恰在于维护自由。
6．3不同的正义观与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公正
阿：谈到解决冲突，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自由是正义大音的最佳聆听者，这毕竟是拟人的说法，到底还是实实在在的人在聆听。但人因为各自的情况不同，即便拥有相同的习俗与惯例，正义的大音一经人耳，必定形成形形色色的正义观。这些形形色色的正义观如何才能和睦相处？
瑟：你说的是真的，在当今世界尤其如此。麦金太尔在他的《德性之后》一书中写道，现代社会已进入了道德伦理的情感主义时期，情感主义论断的核心是不存在任何客观的和非个人的道德标准，道德争议在当今世界无休无止，并且无法解决，原因是争议者是从异质的不可通约的概念衍生出自己的道德见解的，从而形成了一些根本不同、甚至是相互匹敌的正义观。麦金太尔还抱憾，文化的道德资源没有提供合理解决冲突的办法。……
坡：看来正义跟着自由走也得付出代价，它随人的情感而变形。我看终归是因为信仰崩溃了的缘故。
瑟：坡埃，形形色色的正义观不正是人们自由的表现吗？
阿：难道真没什么办法解决不同正义观的冲突了？
瑟：要在现代社会形成统一的正义观，除非神从天降，重新统一人们的信仰。麦金太尔的抱憾看来是真切的，文化的道德资源已不可能再给人们供给一个神。当然，统一正义观还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消灭自由，进行思想改造，洗脑、洗脑、再洗脑，让人们的思想始终跟着一个主义走，或者干脆人工造神，让万物生长全靠某一个人。二位到底喜欢哪种办法呢？
坡：神从天降的好！
瑟：神虽已不再治理社会，但各种宗教仍然存在，这表明神还在游戏人间。坡埃为什么不入教呢？
坡：我需要我自己的神。
瑟：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特点：每一个人都需要他自己的神，或者说每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神。虽然这些“神”可能只是“情感”的别称，那人们有不同的正义观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阿：瑟瑞斯，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想象这样一幅图画：在远古的神治社会，各个部落都有它自己的神，这些神相互开战，从而导致神治社会的解体。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相当于古代社会的一个部落，这是不是一个寓言：人也正在解体……
瑟：神治社会之所以解体，那是因为古代的神不是君子：他们只动手，不动口。文明已让现代的“神”修养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他们只动口，不动手。公共汽车上人们尽可能地相互大骂，但就是不动手——打死也不动手，便是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神”搭乘了法律的班车。但这些“神”也不是君子。看来这些“神”还得修身养性，真正地成为人。……阿克太琪，解决正义观的冲突不是法律的份内之事，法律只解决人们行为的冲突。
阿：但观念的冲突会引发行为的冲突，法律难道要规避这种责任？
瑟：不，这正是法律承担自己责任的方式。若以法律强制性地统一观念，正义的观念倒是统一了，但正义本身却从窗口飞走了，屋子里满是奴役。法律应该以自由为前提，⑴通过人们的自由交流让人们自觉地去整合不同的正义观，⑵通过对现实中冲突尽可能公正地解决，促进不同正义观的整合。这两点，实际上也是我们所说的让自由本身去聆听正义的大音。说起来不同的正义观与不同的习俗与惯例类似，唯有制度以程序的方式参与其演变机制，不同的正义观才有可能得到最佳的整合。
阿：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同的正义观也有它们共同的底蕴？
瑟：的确如此。前面我们曾提到过，罗尔斯认为，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共同理解造就了宪政民主。按该说，宪政民主既已在现代社会建立，其中必有一种对公正的共同理解。虽然这种共同理解是不是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还有待于考察，但这种共同理解必定能够反映不同正义观的共同底蕴。事实上，很多西方学者都指出，在西方宪政民主国家，人们有把法律当作一种信仰的倾向。看来法律可以说是宗教信仰难以为继、纷至沓来的各种世俗信仰中人们最后的共同信仰。西方人至今沿袭“法的统治”一说，就是视法为信仰的印证。不过，我们一定得留意两点：⑴世俗信仰毕竟不能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对法的共同信仰无非是指人们对公正的共同理解；⑵按我们的理论，所谓“法的统治”不过是“程序中治理”。有了这两点校正，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对公正的共同理解必定落脚于程序。这种共同理解正好反映了不同正义观的共同底蕴：程序中治理，程序外自由。
坡：人们把他们的共同理解上升为共同信仰，强调的恰恰是公正对自由的手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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