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首先建立在其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它包括
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它是否符合现行法律，直至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二、隐性采访获得的新闻事实是否能够作为法定证据？
（一） 隐性采访符合现行法律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现行法律并没
有直接规定新闻工作者享有隐性采访的职权，同样也没有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也就是说，这方面缺乏直接、具体的法律依据。由此，有人认为记者无权进行隐性采访。应当指出，法律没有直接规定不等于法律没有授权。任何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要一一加以规范，或禁止，或授权。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法律规范和禁止性法律规范，其中，授权性法律规范又分为概括式授权规范和列举式授权规范。我国绝大多数法律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授权规范相结合、授权性与禁止性规范相对照的规范形式。因此，可以这样说，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或者属于法律概括授权或列举授权范围之内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可为的行为。关于隐性采访，虽然没有列举式授权性规定，但是却有概括式授权规定，即《新闻出版署
关于非新闻出版机构不得从事与报刊有关活动的通知》（1999年1031号）第
1条：“经国家批准设立的新闻出版机构，有权依法从事新闻出版、采访、报道等活动。”既然没有其他法律禁止隐性采访，那么，隐性采访就是完全合法的记者权利。
还有的同志可能认为，有关法律如《国家保密法》（1988年）等对此有禁止。（注8）根据该法第18至23条，未见有明确禁止记者采访秘密会议、场所、文件的规定。关于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如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阴私、隐私、商业秘密等案件进行新闻报道的限制性规定，针对的是新闻报道或发表，而不能理解为禁止新闻采访。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记者虽然不能采访法庭审判活动，但是却可以采访法庭之外的新闻事实。因此，新闻记者进行隐性采访与现行
宪法、法律在形式和本质上并不存在矛盾。
那么，隐性采访是否在实质上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存在冲突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法治的涵义是有法并得到遵守，侧重强调法律的民主、权利（力）制衡、程序的正义。（注9）隐性采访并不是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它是新闻机构和记者依法享有和行使的新闻权利，并直接体现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力。当然，即使存在种种完备的制约机制，它的行使也还可能违反法律或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行使隐性采访权利的人必然要为其违法或侵权行为负责。我不赞同那种把新闻权利当作特权、希望不受制约的想法，也不赞同那种把新闻权利视为普通的民事权利、侧重维护新闻采访相对人（弱势的一方）的民事权利的观点。前一种观点有悖于法治，后一种观点貌似公允，认为新闻舆论机构和公民个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应优先保护公民个人。实则剥夺了新闻权利的部分内容，因而也是不合法治精神的。
（二） 隐性采访所获得的新闻事实能否成为法定证据？这个问题是
由一则案例引出的：刘某诉工人日报新闻侵权案。该案的基本情况是：工人日报在1994年刊登了一篇事先未经调查核实的读者来稿，批评刘某，并使用了“腐化堕落”一词。刘某因此起诉工人日报侵犯名誉权。工人日报随后通过隐性采访对上述来稿进行了调查核实，获得了有关刘某“腐化堕落”的大量事实。但是，一审和二审法院既不调查核实，也不同意把被告的采访调查结果作为证据，而判决工人日报败诉。此后，工人日报成功地申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判决的抗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新闻机构被诉民事侵权时，它通过隐性采访所获得的新闻事实是否可以 作为己方的法定证据提交给法庭？或者，当涉及到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时，这些新闻事实能否成为法定证据？笔者认为，根据现行民事、行政、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