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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待妇女的态度，可以看作是评判晚清时代思想家思想深度的标准之一。宋恕对妇女权益的问题就有着他深刻的认识。他把妇女被卖为童养媳并遭侮辱和欺凌称为妇女的第一极苦；把妇女被迫沦为娼妓视为第二极苦；把妇女被卖卖为婢女成为第三极苦；把妇女做妻妾之后的悲惨遭遇视为第四极苦[48]。而同时，他又对裹足发出了愤怒的抨击，反对妇女裹足，“裹足一事，为汉人妇女通苦，致死者十之一二，致伤者十之七八，非但古时所无，且又显背皇朝制度，急宜申明禁令，以救恒沙之惨。”[49]
裹足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项陋习，不知源于何时。然而，妇女却为此保守折磨，宋恕曾记下当时《申报》载的一妇女裹足的惨状，并表示深深同情，“《申报》载：某闺秀《伤裹足》文，极陈骨折肉溃之苦，字字皆泪，读之长叹。”[50] 1897年7月，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设立不缠足会，宋恕有文《书不缠足会后》。在这篇文章里，宋恕提出，缠足的根源不是愚昧，也不仅仅是残忍，根源在于错误的宣传和误导。妇女听歌或看戏剧，里面的美女无一不是缠足的，而丑女却不缠足。人们不了解古代的情况，还以为美女就应该有“三寸金莲”，因此愿意去学习，盲从。而且，宋恕还指出，由于旗汉隔阂，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皇宫里的皇族女子是不裹足的，如果知道，上从下效，妇女可能也不会裹足。为此，他还提出了上下两策，上策是朝廷下令，追三代之典，师东邻之制，下教育之令：令民男女六岁皆入学。次策是增立新令，以后演剧除了娼妓之外，不许再缠足。为了宣传将妇女从裹足中解放出来，1902年1月清廷曾下旨劝妇女不要裹足，宋恕在11月就用白话写了《遵旨婉切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的文章。里面不仅指出裹足是陋习，还动之以情，晓之义理，从各个方面告诉人们放足的好处，更为难得是，他指出妇女最重要的是去识字明理，并且抨击妇女裹足是为男人的罪孽。后面甚至还附了放脚法门和做鞋法门，态度之仔细，让人感动[51]。几千年来，男人只知道去欣赏女人的“三寸金莲”，“文人雅士”甚至有用女人小鞋喝酒的陋习，像这样把妇女视为姐妹而真心为之求解放的，宋恕堪称空前。到后来著作《六字课斋津谈》时，他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指出：“余前著《卑议》，附‘禁裹足’一条于《女学章》末，阅者鲜不迂之。其故由阅者皆男子，男子皆未受裹足之苦。……女子多不识字而老死乡里，非但终身未见有不裹足之女，且未闻有不裹足之说，视裹足为世间女子之公法，宜其万不敢犯也。若使识字、游历之风开，则虽官令裹足，犹将格也。”[52]这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也说明了十分重视对于妇女的教育，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为谬说。因此，他主张“今宜每保设女学馆一区，公择识字女人为师。一切如村学法，为到馆以百日为限。”[53]暂时找不到女老师的，也可以用男教师，不过，他的一个局限是，有男教师的学校，不许13岁以外女人到学。
。当然，宋恕对裹足的认识虽有一定深度但还是有偏差的。王林指出，宋恕称当时满汉不杂处，人们无法知道贵族命妇皆不缠，因此没有上行下效，解放女足。其实，当时清廷是几次下令禁止妇女缠足的，但一方面缠足之风至此已难遏制，另一方面汉族又把缠足视为区别于满族蛮夷之习的一种标志。清廷越下令禁缠足，汉族贫贱妇女越是缠的厉害，大有以此来捍卫民族文化之意。这恐怕是上行下不效的一个特殊例子，它里面有着“复杂的民族矛盾”[54]。
娼妓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社会的丑恶现象，而几千年的帝制社会里，人民大部分时间是出于赤贫状态的。而有时候，又由于天灾或者人祸，不仅有人吃人，卖儿卖女就更为常见了，很多穷人的妇女被卖为婢女、童养媳甚至娼妓，从此走上人生悲惨的不归路。宋恕对这些陷入火坑的姐妹们深怀同情，称之为妇女的极苦之一。“莠民盗人妇女，卖入娼寮，开寮莠民酷刑逼娼，不从者死。复有莠民父及后母…等，刑逼其女，其侄，其姊妹、其媳、其妻妾卖娼，不从者死。民之无告，于斯为极。”[55]但在对待娼妓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在1892年，他写《六字课斋卑议》初稿时，认为应禁止逼良为娼，但考虑到娼妓一时难以禁止，提出设女闾局负责娼妓管理。凡是开娼妓场所的，应该按法定手续办理，还有缴纳捐税[56]。但到了1897年他出版《卑议》印本时，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对逼良为娼的态度更为严厉，“专设巡查逼娼员役，严密查拘盗卖、逼娼诸莠男女，审实，斩立决。”[57]甚至规定，就是妇女的父亲等亲人，如果比妇女为娼，妇女本人可以将之杀死而不为罪，而且还要受政府表彰。对于自愿为娼妓的，也要别其车服以辱之，重其捐税以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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