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两个确定准则，只有那些被各国公认和接受的、在国际环境法领域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体现国际环境法特点的、构成国际环境法的基础的原则才能被称作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二、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确定
现代国际法的7大基本原则 中，有的可以直接被界定为（或经过发展推导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如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等；而有些就不能直接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是作为在各主体在国际环境法领域活动的最高行为准则发挥指引作用，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等。这是因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国际法这个法律体系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准则必然具有一定的原则性、指导性和抽象性，不可能对国际法每一个领域都作出详实具体的规定，这就需要各部门法根据其来发展适应本部门特点的部门法基本原则。这同在国内法上
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的关系有些类似。在国内法中，有些
宪法原则可以直接为有关的部门法所引用或推导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而有些
宪法原则却只能作为部门法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
国际环境法具有公益性、科技性和早期性等特点。国际环境法的公益性是指国际环境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新的国际环境法律秩序来保护和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地球生态环境，使人类得以在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无论其在基本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国土面积和自然禀赋等方面存在多大差距，都会从这种国际法律秩序中得到巨大和根本的惠益——人类生存条件的保持和改善。这个特点就是国际环境法中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各国共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原则的基础。国际环境法的科学性是指国际环境法的许多目标和规定是以对它所针对的环境问题的科学了解为依据的，许多环境科学的知识是国际环境法基本规则的基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更多的需要法律与科学的结合。这就为国际环境法中损害预防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的诞生的前提。国际环境法的早期性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不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科技落后、信息不足和人才匮乏等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真正平等、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国际环境法的立法和实施过程。这个现实也催生了发展中国家有区别的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原则，并强化了国际合作在国际环境法中的重要意义。
现在再让我们考察一下潘抱存先生在其论文中列举的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潘文列举了三个基本原则，分别是：全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利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发展原则。对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笔者没有异议 。但对于全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利益原则与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发展原则，笔者则认为大有纠正其理论偏颇之必要。
首先，潘文认为“全人类生存环境总体利益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出发点。……在地球环境的保护上必须首先强调全人类总体利益，不能各行其是”，并由此认为“国家环境主权的提法，似乎不很确切。……这是从根本上违背了全人类总体利益”。也就是说，潘先生认为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国家主权原则不再适用或不再重要。其实，国家主权原则不仅仍然适用于国际环境法领域，而且有格外强调的必要。首先，尽管当代权威的国际法作者都同意主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但同时也都认为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必须绝对遵守的原则，否则国际法也就失去了它赖以确立并存在的基础，国际法也就无法存在。所以，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和现代国际法及其基本原则体系核心的神圣地位没有改变，它依然适用于国际法的一切领域，当然也就适用于国际环境法领域。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国家主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是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允许的。 其次，诚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人类环境问题的共同性要求各国必须摒弃原有狭隘的国家或民族利益观念，承担共同的负责，同心协力、依靠国际社会的整体力量来保护和改善共同的生存基础。但同时应当看到，虽然“只有一个地球”，但地球上的国家却分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不应承担同等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而此时，国家主权原则就具体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谋求发展的主权权利。而这种主权权利对于发展中国家依法拒绝承担与其义务和能力不相符的环境保护责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片面强调全人类共同利益而架空国家主权，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偏差，在实践中更是有害。它必定会为少数别有用心的发达国家借口保护全球环境而遏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丑恶行径推波助澜。因此，目前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强调国家主权原则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该原则虽然反映了国际环境法的一些特点，但却违反了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服从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综上，笔者认为，尽管要根据国际环境保护的需要对国家主权原则含义重新进行界定，国际环境法的出发点仍然而且只能是国家主权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