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是理论认为应当由政府参与管制市场的主要原因。但认为这种管制是有效的还基于一种假设：政府是无所不知的，大公无私的，言而有信的。但对政府的分析很明显可以知道，政府作为一个人组成的机关，从神化的面罩下走出来后，其实是所知有限的、自私的并且言而无信的。这必将导致政府管制的失败。正如奠基者们所发现的，当政府介入经济时，所发生的情况是人们努力按以损害公共利益而带来的个人利益的方向引导政府行为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父母对孩子说：你要是不好好读书，我就不要你了。但这只是谎言，父母是不可能不要孩子的。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政府在管制国企的违法行为、不讲信誉行为时是缺乏制裁机制的。这就是政府的自私和言而无信。 这必然是管制的完全失灵。
　管制在中国当代社会还有以下的弊端：
　　1，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和反腐败成本增加。企业要应付管制必然要支付大量的额外成本。管制者有权力，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就必然导致寻租。官员利用管制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还造成社会净损失。　2，管制还具有自我膨胀的特性。越管制，管制越成长，被管制者成了既得利益者，就越要求加强管制，以求进一步从管制中获利。　　 3，西方管制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我国计划经济下的管制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的，这就是管制的方向错误的惯性失败。 例如对“行业自律价”这种卡特尔定价协议，在西方是违法的，是偷偷摸摸的，政府是要出面起诉的。在中国却由政府来发起，实在是可笑的。对市场竞争，政府应当做的是保护竞争的公平性，而不是扼杀竞争。　　 4，政府同时还有着尖锐的角色冲突：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社会的管理者，还是市场的管制者。在这样一个冲突中，奢望政府做出什么好的管制是不可能的。　5，同时应当考虑的是，当一个复杂的系统被干涉时，其结果往往是无法预见的。管制也常常走入这个困境，出现大量“好心办坏事”的尴尬局面。
　　　管制的种种弊端说明必须重新考虑管制的问题了。在西方，企业家通过对市场的预期来决策，在中国，企业家通过对政府政策的预期来决策 ，这正常吗？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须“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政府如果不能“有所为”，那就蜕变到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诸多缺陷，他们也早已抛弃了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如果不能“有所不为”，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统包统揽，那我们又会退回到我国原先的计划经济中去。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用“委托--代理”关系来分析，是对共有资产拥有所有权的全体，参与委托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这个代议机关委托政府，由政府委托经理人作企业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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