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一个涉及一种血液氧化器的专利侵权案中（Shine Vs Benson），原告Shine公司的证人是该专利的发明人，而被告Benson公司的证人是一名著名医生，该医生是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的血液氧化器教科书的作者，被告在诉讼中作了专利无效抗辩和不侵权抗辩，而全部的抗辩理由都是在被告律师对专利发明人和该医生的询问中完成的。
纵上所述，从法、德两国的鉴定人制度和美国的专家证人制度及其鉴定结论的证据规则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鉴定结论在证据法领域中分别采取了职权探知主义和辩论主义的模式。而从法国和德国的司法实践看，职权探知主义有向辩论主义靠拢的趋势。
（三） 专业鉴定的性质探析
知识产权诉讼中专业鉴定现状的无序和混乱，并非知识产权诉讼所独有，只是由于知识产权诉讼较普通民事诉讼更多地采用专业鉴定，才使此问题凸现。反观整个民事诉讼，专业鉴定问题早已暴露出其制度上的弊端。在90年代初期曾轰动一时的邱满囤诉汪诚信等名誉侵权案中，一审和二审先后共有十一家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不尽一致，甚至对立，最后竟使法院无所适从 。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表面看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但根源却在于理论上对鉴定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性质认识不清。这一理论上的模糊认识，直接导致鉴定究竟应由谁来主持，法定鉴定结论的性质是什么，鉴定的主体及其资格和责任等根本问题无从设计。
在证据法理论上，对鉴定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性质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
第一，将鉴定视为证据方法。如美国在辩论主义原则下将鉴定人作为广义的证人，将专家证言作为意见证据，适用于证据规则。
第二，将鉴定视为法院的辅助调查手段。在证据调查严格的职权探知主义原则下，专家被视为法院的辅助人员，在法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鉴定结论是法定结论，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权威性。
第三，将鉴定视为法院的调查手段，但同时又将其视为证据方法。如德国虽有法院指定的“官方鉴定人”，但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仍然坚持自由心证，而不受鉴定人意见的束缚和限制。同时，从立法和司法上又通过程序设计使鉴定结论能够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疑。
从我国的
民事诉讼法看，第
72条和第
64、
66条的规定，似乎既将鉴定作为法院的辅助调查手段，又使鉴定结论具有证据方法的属性。但是，由于在证据法学理论上采取职权探知主义原则，在立法上强调法官主动调查证据，忽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使得法官不愿意将依职权指定而得出的法定鉴定结论进行质证；同时法律又没有规定当事人可自行委托鉴定，实践中法官也排斥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进而更限制了对法定鉴定结论的质疑，减弱甚至放弃对法定鉴定结论的心证，削弱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方法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