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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也把维护礼的秩序作为其归宿。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说明为维护礼的秩序，法律规定可随时更改，或弃之不用。当秩序较混乱时，可以法外施刑，以维护正常秩序，在法的适用过程中，如果人的行为与秩序的标准不相符合，达不到“秩序”的目的，就可以直接按照“秩序”的要求审理案件，随形势的发展，轻其所轻，重其所重。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老子和墨子也提出过一些具有自然法特征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无论老子的“道”，或是墨子的“天志”，实质上是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一个理想中的参照系，目的不是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是追求秩序、和谐和稳定。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神权始终是为王权服务的，二者未分离，也没有出现过超世法与世俗法的对立，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凌驾于世俗教权之上的教权。
中国传统法文化将秩序定位为法律的价值，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以严格维护礼确定的秩序为出发点，在法律的实施中也以维护礼所确定的秩序为目的，秩序成为法的出发点和归宿。评判法律的好坏，不是看正义、自由和效益，而主要是看法律在治理国家中，把秩序是否安定、有序作为评判的标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价值，将“仁义”与“法术”进行相互吸收和调和，它是二种偏颇极端主张的相互吸收与补充，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了历史的一种进步。当今社会，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和任务，随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矛盾冲突逐渐趋向缓和，各个国家都在寻求比较公平合理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法文化所追求的秩序价值仍有重温与复苏的必要，因为它能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于人类发展过程出现的动荡和混乱进行有力的校正与修复。此秩序意识、稳定意识和整合意识，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维护现存秩序。正如孔学专家金景芳先生说：“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当革命动乱时期，社会需要破，不破坏旧秩序，不能建立新秩序，而孔子学说是破的障碍，人们当然要反孔，至少要冷落他。当社会面临建设，要建立新秩序的时候，再破不止，旧的新的将同归于尽，不会有好的结果，而立是重要的，这时候孔子的学说必然会受到重视。”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化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中，当前，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而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法文化深层结构中求和谐、求稳定、求有序的法价值，经过合理的弘扬，将会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精神财富之一，它将对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和社会安定，以至实现大陆和港、澳、台“一国两制”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建社会公正的问题，都有着启迪和指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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