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韩立的三点理由恰恰说明了本书的性质是编，而不是编著。因为：
　　1、 徐国钧在1985年12月为讼争书所作序中及编辑说明中早已对本书之性质盖棺定论，徐写道：“编辑出版…很有必要，…本书编者根据…编辑了这本《名称》。”这表明徐国钧十分清楚本书的性质，至于他为何在四年后的今天改称之为编著，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2、 本书外界评价不错，确实也获得了华东出版界的编辑二等奖，获奖不等于著，评价也不会改变原书的性质，此乃不言而喻之理。
　　3、 本书拉丁语变格较多，同样不能证明其具有著的性质。有外语知识的人都知道，拉丁语系的各语种，诸如英、法、西班牙、葡萄牙、德语、意大利语等有名词的性、数、所有格等的变格问题。而这些变格纯属语言上的技术问题。正因为本书是编辑而成，所有的合作者才成其为作者。实际上，讼争书中的拉定变格也绝大部分是摘自其他现成的专业工具书中。兹举几例：
　　1）《药材学》拉丁学名、拉丁药材名称近1000条；
　　2）《中药志I－IV》拉丁学名，拉丁药材名称约５００条；
　　３）《汉英常用中医词汇》拉丁药材名称７５０条；
　　４）《英拉汉植物名称》拉丁学名１７６００余条；
　　５）《拉、汉、英种子植物名称》由拉汉英名称约２００００条；
　　６）《中国药典》拉丁药材名称、拉丁学名近９００条；
　　７）《全国中草药汇编》上、下册，拉丁学名近２２００条；８）《中药大辞典》拉丁学名共５７６７条。
　　事实表明，韩立负责的拉丁变格，也是摘录性工作居多，因其不可能凭空构思出任何拉丁名称来。况且按照韩立这个逻辑，只有负责拉丁变格的人才是作者，只有全面具备各种知识的人才能成为作者，那么本书岂不是可由一个拉丁语学者来充主编了。
　　其实，判断一部书的性质，并不以某个专家之意志为转移，而要根据该书本身的内容来确定。编与著的区别在于书的内容是独立创造还是采用了他人之成果。讼争书的４１５０个词条均有出处，此为双方不争之事实。韩立在一审当庭承认，全部词条均摘自其他现成的专业书。只有一个词条是他从报上收载的品种，即使是该报载品种，也是他人已译制好的词条。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合作者利用了前人的劳动成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科技出版社总编林万泉先生在19８８年５月９日作证：肯定地认为本书属编的性质。
　　被上诉人代理人：　　　　　　　　
　　郭国汀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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