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稿酬获得权。
　　《名称》一书的稿费7592元及九本样书被被告及其妻、儿独吞已为不争之事实。只有作者才有权获得稿酬，而被告之妻、儿既非作者，也未参与劳动，却堂而皇之地以“校对费”为由冒领2800元；被告1987年11月24日答法官问时还冠冕堂皇地曰：“做事业不在于钱！”因而对三个辛苦三年多的真正作者一毛不拔！随后被告又以“写本书收不抵支，已花费8千多元”为由，要大家拉倒云云。稍加分析一下被告罗列之费用清单，不难看出被告的心机：
　　1、 支付其妹邓冬英1100元住宿费，实属天方夜谭。被告代理人称，他们曾专门去三明市了解当地宾馆之价格，故按宾馆标准15元/人，由其妹开列了所谓收据。兄弟暂住亲胞妹家要按当地宾馆标准收费，只能是自欺之言，且该收据是被告律师指导下炮制的。即使被告兄妹情深，愿意赞助其妹，以自己腰包资助之无可非议，然而挪用属于其他作者之稿费则不然。一个对合作者一毛不拔的人，居然如此慷慨地赠局外人千元巨款实有悖常理，因而根本不足采信。
　　2、 支付韩妻、儿及五个青年3500元校稿费，庄自始至终参与了编书的全部工作，翁也参加了一校和二校，均未见任何其他人校稿，而这些局外人对英、拉文字更是一窍不通；被告说两次请郑校稿，郑拒不参加。试问：哪有辛苦三年眼看成功而不参加之理？1988年5月9日任超作证：“1987年12月15日之证明是我们四个同学有律师在韩非家写的，内容由姜国庆写，签名是我，手印也是我印的”可见这是一份货真价实的伪证。
　　3、 赠送书1000余元。如有的话，这只能由被告应得之稿费内开支。一则韩未与合作者协商送书；二则韩系以个人名义赠送的；三则韩系为自己出名而为。
　　4、 参考资料费719元、文化用品800元。被告把新英汉辞典等工具书皆列入资料费。其实只有为编本书专购者方能计入，且应作为四人共有财产予以分割。至于文化用品，其实大多是合作者的各自单位领取的。
　　5、 被告口口声声说什么编此书已超支、亏本，因而大家应当就此拉倒。被告方证人许桂在1988年5月10作证：“韩非说他父亲（写书）赚了大钱，听说他父亲赚了七千多元。”证实所谓亏本之说纯系掩耳盗铃之技。
　　被告在稿费问题上“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辩解，恰恰再次证实了《名称》一书系合作编写的事实。若如被告所说此书系其一人所写，两原告一字未写，庄仅是填写中文而已。被告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支配稿酬，根本犯不着作伪证，以表明收不抵支。被告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地独吞稿费，在于其早就处心积虑地作了大量准备。先是踢开苏、接着在交稿后抛开郑，三是校稿时抛开翁。并于1986年2月将全部原始卡片收走，满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独吞稿酬，岂料机关算尽，最终还是露出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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