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一书共有三千多个品种，4150个词条，每个品种词条均源自其他现成的书中，，并非由哪个人凭空臆造。它仅是类似于字典的编纂，但比之更简单得多，因为它仅是将汉、拉、英三种文字的中药名称编排在一起而已。因而其制作卡片之技巧相当简单。如果说制作第一张卡片有什么技巧的话，制作第二张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而制作第三张则轻而易举。因此，凡是参加了本书之制作卡片、核对、校对、修正、编排、收集、整理资料等工作的合作者，都理所当然地属于编者。合作者之间仅存在劳动量大小，而不存在质的区别。因而被告擅自将原告改为助编毫无根据，理应加以纠正。
　　三、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
　　著作权之主要内容之一便是作者的人身权利，而署名权正是此种人身权的直接体现。被告违背口头约定，擅自将原告约定的编者改为“助编”，严重地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
　　首先，合作者之间就署名问题有过两次口头约定，在编写《汉英新本草》时曾约定：韩主编、庄总编、郑、翁为编者；在编《名称》时曾约定：韩主编，其余三人为编者。庄志聪1987年11月21日之证词和庭审上证明了这一事实；证人苏永祯1987年12月3日答法官调查时证明：韩主、苏或庄总，郑、翁为编者；证人庄绍金于1987年10月20日亦证实了上述内容。原告的陈述与第三人，证人证言相吻合，足以证实有过口头约定。
　　其次，被告对署名问题前后数次矛盾的说法从反面证实了口头约定的内容。
　　1、 1987年11月24日被告称：“（署名）我们商量过，1984年7月以前在庄家商量的，我提议庄编者，翁、郑助编。”
　　2、 1988年2月28日曰：“仅口头两次，1984年7月前在庄家，韩主、编者韩、庄、助编翁、郑。”“第二次内容同上。”
　　3、 1988年5月５日被告云：“我提出该书我主编，其他三人什么都可以。”“本书有协调，我说你们有署名，但这本书是我的。”
　　4、 今天庭审被告又改说：“第一本书根本没写成，根本没协商过，第二本书协商过，我主编，翁、郑助编。”
　　由上述被告四次陈述可以看出：（一）本书署名有过口头约定；（二）被告之说法不具有可信性。因为既然协商过，怎么可能让合作者为“助编”？怎么可能“他们三人什么都可以？”“你们有署名，但这本书是我的”有这样合作编书的吗？被告之说，一悖情理、二不符事实、三毫无根据。反之，原告并没有因为被告的种种劣行而否认口头约定其主编地位，且与证人之证词相互印证，足资认定。因此，建议按口头约定重新确定署名排列。
　　第三，“助编”是被告背着合作者单方改的，未经合作者同意，因而是无效的。证人陈秀庄1987年12月1日作证：“我在作者名次问题上提醒过韩”，证人林万泉、陈秀庄1988年5月5日作证：“作者名次是由韩一个人写的，没有其他作者签名。”因此，这种未经合作者同意的署名当然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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