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学者称，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这两家上市公司，由于大股东都是国有部门，它们会被迫从国家购买自己不需要的飞机，“当中国民航总局多买了飞机时，他们总是要找到地方处置。”（引自一香港行业分析员）。参见帕梅拉·马（Pamela Mar）、米遏尔N. 杨(Michael N. Young)：《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关于两家中国航空公司的案例研究》（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airlines）,《世界商务杂志》（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1年第3期，总第36卷，第280-302页。另有人看到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建议国有股东主动停止类似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做法，以免影响证券市场的投资热情。参见蒋全桂：《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证券报》2001年6月12日。
陈建：《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股权结构：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计划经济学》, 2001年，第34卷，第53-71页；Daqing Qi, Woody Wu, and Hua Zhang,：《股权结构和部分私有化了的公司的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Shareholding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Partically Privatized Firms: Evidence from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 vol. 8 (2000), pp.587-610；许小年、王炎：《中国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中国经济评论》，1999年第10期，第75—98页。
参见《厉以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尚难发挥作用》，中国新闻社，2001年6月12日。
维克多·布鲁德尼（Victor Brudney）：《独立董事——天堂之城，还是Potemkin村庄》（The Independent Director-Heavenly City or Potemkin Village），《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1982年第3期，总第95卷，第597-659页。译者注: 1787年，当凯瑟琳大帝视察Ukraine、Crimea两地时，王子Grigori Aleksandrovich Potemkin (1739-1791)，为博得其好感，决定将凯瑟琳大帝沿途所经之处，张灯结彩，装扮一新。其实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Potemkin村庄”因此而得“虚饰”之意。)
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赖纳·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
公司法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乔治城法律杂志》(Georgetown Law Journal)，2001年第2期，总第89卷，第442页; 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企业的所有权》（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哈佛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年版，第56页。
参见本文后面的讨论，附有脚注70-74。
例如，美国联邦法则（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12章第208.62款规定，美国的银行发现内部存在犯罪嫌疑时，必须向联邦储备银行报告，否则，董事、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士，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参见蒋全桂：《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证券报》2001年6月12日。
并不清楚其指何意。
参见《首份公司治理指引出台》，《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6日。在这里，除了前述11个问题外，所谓“股东文化”和“公司治理文化”不知何意。
参见《如何让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独立作用》，载《经济日报》，2001年6月16日。
参见《如何让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独立作用》，载《经济日报》，2001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