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司治理准则为独立董事设定了许多义务，但却未规定，独立董事作为一个决策机构，享有哪些特殊的权力。诚然，要求三个委员会有独立董事参加，而且当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时，独立董事应在董事会中至少居于半数。但根据准则，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在投票权上，并无二致。准则也没有规定，哪种事项（比如说，利益冲突的交易），必须经过独立董事的批准才有效。[48]
正如其他有关公司治理的规则或原则，《公司治理准则》的制定者似乎也并不打算将其强制实施。使其得到遵循的主要办法，还是通过信息披露。准则第86条规定，公司应当在其年报中披露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及与本准则存在的差距及其原因。但如果这些准则本身不是强制性的，那么可以推断的是，这一要求披露的规定，也不具有强制力。
【注释】 --------------------------------------------------------------------------------
* 2001年11月18日-19日， 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投资者利益保护——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研讨会，本文即是为此而作。2002年3月22日-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联合举办了主题为“亚洲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的国际研讨会，经作者同意，译者将其译成中文，并提交大会。在翻译过程中，作者提供了许多帮助，并最终对译稿作了认真细致的订正，纠正了一些错误。对于作者严谨的学术品格和娴熟的中文能力，译者在此表达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在这里，所谓“后传统企业”，我指的是那些将西方企业组织模式，运用于中国而组建起来的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而不管这些企业是否国有，只要它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后传统企业”，至少在理论上，不再严重受制于传统的国家计划体制，也不再作为一个“部门”而共存于一个由上级行政机构操纵的大“企业”之中。相反，在“后传统企业”里，自愿的合同性质的关系比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命令相对重要。
所谓公司治理，我指的是一套规则和做法，用以规范参加“后传统企业”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的企业决策。这种理解，比其他学者的界定更为宽泛。他们认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如何确保投资者得到回报的问题。这些学者如Andrei Shleifer 、Robert Vishny，其观点详见文章《公司治理概览》（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载《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1997年6月第2期总第52卷，第727-783页。但同时，我的理解，却又比其他学者的看法要狭窄一些。她认为，公司治理是指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安排，这些决定了上市公司能够做什么、谁控制着它们，这种控制是如何实施的，收益和风险又是如何分配的等等。这些学者如Margaret M. Blair,详见其著作《所有与控制：二十一世纪公司治理结构的反思》（Ownership and Control: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年版。
这种现象——国有企业的经理享有经营权下放所带来的额外的自由，而不受有效的国家代表的监控——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见许梅真：《企业重组与公司治理结构》，载《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3-90页。
例如，有学者称，美国法律通过禁止任何个人持有超过20%的投票权，来防止大股东操纵股东会。见顾功耘：《
公司法修改应解决的若干实际问题》，载郭峰、王坚主编：《
公司法修改纵横谈》，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7-61页。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美国各州一般
公司法并无此规定。
根据政府及大多数中国评论家的阐述——公众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信心，以及证券市场的诚信运作，直接关乎公司向大众筹资的能力，并进而影响经济的整体状况——这种观点为大多数外国评论家所接受。不过，这种见解，更多的是基于直觉和常识，而不是实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