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作为一个法学家却要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刘大生：或许是吧。但是，
宪法什么都规定，研究
宪法的人也就不能不什么都涉及。《
宪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我作为宪法学者，为何不能研究一下肥胖问题呢？《
宪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我为何就不能研究一下淮河入江与入海的问题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没有不务正业。
郝铁川：那么，您研究白马非白马的问题，以及向日葵是否向日的问题，
宪法根据又是什么呢？
刘大生：《
宪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澄清白马非白马以及向日葵是否向日的问题，正属于这一教育的范畴。
郝铁川：您真是一个“怪人”，挺会联想，挺有意思。1998年有什么新的“奇谈怪论”问世吗？
刘大生：主要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介绍了。另一篇叫《试论中国大统一后国家标志的改革》，发表在台湾《国是评论》第五十八期上，我在《不惑的代价》里没有介绍，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接到用稿通知。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大统一后，国名就叫中国，以长城华表为国旗国徽的基本图案，以《卿云歌》或《文王操》为国歌，以春节为国庆节，以中秋节为军庆节，将2000年春节推定为建国五千年国庆节，将2000年中秋节推定为建军五千年军庆节。
郝铁川：您的怪论真多，我看您就改名叫刘大怪算了。（大笑）
刘大生：行啊，只要您愿意，我以后就用刘大怪的笔名在您这儿发表文章。（大笑）
郝铁川：据说您的“十大流派”的文章得罪了不少人，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