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提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所讲的“人治”可能指以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有的领导人由于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专横、独断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风。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17、18世纪关于人治、法治词义的引申。另一种是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不重视法制，因而使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交错并存。当我们在讲“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时，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情况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对后一种情况，或者不宜称为“人治”，如果要称之为“人治”，那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在法制不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人作出决定。这种意义上的“人治”既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也不同于80年代结合论者所讲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为专制或专横独断等。
　　注释：
　　（1）本文发表在1989年《法学研究》第4期上。
　　（2）《礼记•月令》。
　　（3）[美]庞德：《法制史解释》，哈佛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157页。
　　（4）《论语•为政》。
　　（5）《论语•颜渊》。
　　（6）《韩非子•显学》。
　　（7）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4—215页。
　　（8）同上书，第141页。
　　（9）（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7—168、169页。
　　（10）（12）同上书，第162、163页。
　　（13）柏拉图：《政治家篇》，294a。
　　（14）《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1页。
　　（15）亚里士多德：《尼可玛可伦理学》，1934年英译本第5编，x4。
　　（1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4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5页。
　　（18）同上书，第167页。
　　（19）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下册），第88页。
　　（2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第51页。
　　（21）潘恩：《常识》，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译本，第54页。
　　（22）李维（Livy，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古罗马著名史学家。
　　（23）哈林顿：《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第6页。
　　（24）弗兰克：《初审法院》，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405页；派特逊：《法理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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