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证据法的被动配置——科技异化
　　自然正义法则告诉我们，权力与义务相对等是不容质疑的，证据法对此的反映就是举证责任——证明优势——诉讼利益这一链条的推递。由此也才能建立当事人举证的激励从而推动双方证据证明模式的运作。然而科技的迅猛发展在带给我们以舒适便利的人类生活时，同样附加了科技这一双刃剑的异化作用，我们勿需赘述种种科技引发的公害及危险，从证据法对上述链条推递的变化之中，我们亦可一见端倪：
　　1．科技潜在的危胁引发的证明主体的模糊
　　我们先来看一个著名的案例，1980年美国加州高院的Sindell v. Abbott Laboratories 案件。在1937年到1971年间美国妇女为防止流产而使用一种“Diethylstil- bestrol”简称DES的人造雄性激素安胎药。原告母亲由于怀孕时服用DES，导致原告成年后患有癌症，由于当时有190家公司生产DES，原告无法举证其母向哪一家公司购买，于是原告以当时在市场上占有95％销售率的5家公司为共同被告，法院认为95％的市场占有率已属于“重要市场占有”（Substantial Share），如该5家公司无法提供反证证明自己的免责，则必须分担原告的损害。在1991年的Enright v. Eli Lilly & Co. 案中 ，这种理论再次被认可。这些案例突破了以往证明责任主体与诉讼条件的直接紧密联系性，在民事侵权领域中引入崭新的市场份额证明责任标准，然而法律确认这种“份额——证明”联系的深层意义，却体现了该案例所要指引出的一种担忧的倾向：由于科技潜在的危险性以及长期潜伏性，我们没有理由在法律层面放纵科技冰冷的不良技术特性的泛滥，相反，在司法层面进行有力控制，借助公力救济手段中证明要素的调整，将严格的直接联系放宽至宽松的份额联系，以期强化特定科技运用主体范围，进而将证明重心聚焦于科技运用源头，从而更有利于技术利益回馈社会民众群体，这是科技社会化的要求，更是法治手段对其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化矫正，以此来促成科技的安全化发展。当然这里明显存在着一种社会利益的合力作用，其一方面反映着一种社会化科技人本的最终价值理念的普遍作用与意义，同时也暗合着对上述证据设计中矫正功能的一种平衡，因为如果过度放任了这种矫正力量，那么科技的发展创新无异于同时戴上沉重的证明责任与被诉风险的脚铐而可能裹足不前了，因此在考量科技异化在这一层制约时，应有一个宏观视角下社会综合利益的修正与补充，毕竟因噎废食并不是理性的证据制度所要实现的。
　　2．危险领域——特殊证明分配标准的新延伸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