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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反思
以“自由圆周”的视角，我们发现：用土地法律制度将农民束缚在乡土、用单位制度将市民束缚在没有社会交换需求的组织、用户籍制度将人口束缚在原籍、用贸易制度将企业束缚在本土市场、用出国审查制度将国际性交流束缚在意识形态许可范围、用国营经济将工人演化为需要人工喂养的“熊猫”，等等等等，计划经济时代造就的人类圈养方式，大大消减了人民的“自由圆周”的幅度，大大地制约了“自由圆周”累计长度的增加，因而使个体平均的经济能力，处于国际性的比较劣势。人民在未参与国际性“自由圆周”拓展之前，已被圈养所制。这种法律规制的圈养，扩大“自由圆周”即突破圈养限制，代价高昂，法律制裁作为满足圈养需要的工具，为“自由圆周”的拓展增加了一道又一道的成本。这可能极不明智。
制度如何确认人群的圈养？我们通过非平衡交易模式的分析（参见《印第安人交易景象的法律分析》（鲜江临著，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文献），分析了非平衡交易的形成；指出保障交易还原性，是避免交易停滞、以及避免暴力矫正非平衡交易的手段；这即是指，非平衡交易的形成，并不是不可矫正的；原始交易不平衡，并不具有绝对、终级意义的非公正，只要这种交易能够允诺和实现交易模式的还原，交易的平衡性就可能得以重建。人群圈养，它通常是一种非平衡的交易结果；而非平衡交易的原始目的，往往并不在于限制“自由圆周”拓展，而是基于现实的非平衡交易利益的驱动；“自由圆周”限制的形成，通常仅仅是一种必要的、附带性的结果。因此，只要确认了公平交易的原则，交易参与者认同平衡利益，交易模式的还原是可能在人类圈养的废墟上重建的。
矫正原始交易不平衡， 需要对基于“自由圆周”的无意识形成的圈养结果进行反思，重新进行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整合，完成群体形式和个体存在形式合意优化。这就要求，应当重新赋予个体必要的自由活动能力，避免在圈养释放中，交易还原性一并丧失。圈养释放的目的，在于解放被圈养者，促进其自由活动能力；但是没有原始交易模式还原产生的交易资本的重新获取，他们的活动能力，事实上并无增强，他们的“自由圆周”拓展能力，仍将处于萎弱状态，这就导致圈养释放积极意义的丧失：这种萎弱状态，必将促进被释放者，进入新形式下的圈养状态。这是传统圈养组织技术的同义反复，是与重建个体“自由圆周”、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不吻合的。
用法律制度鼓励、保护“自由圆周”拓展，符合群体和个体的利益。此种通过不断的内部圈养释放，拓展行为成本降低，天赋交易资本的还原，可以增强个体和群体的活动能力。如前所述，这是人类行为自觉的演变。但拓展的行为，存在和平和暴力两种完全不同方式。暴力的方式，我们经常见到。革命、战争和侵略，作为“自由圆周”拓展的手段，经常被使用。哪里有硝烟，哪里就有“自由圆周”拓展者坚定的脚步声，也就有对此种拓展行为可获利益的期盼。反过来看，只要有对拓展性利益的期盼，就有革命、战争和侵略的可能。
但是，合意法学认为，避免暴力的、和平的“自由圆周”拓展方式，即信息相对均衡条件下的合意交易，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通过合意，可以解决“自由圆周”拓展中不同“自由圆周”冲突问题；通过合意，可以确定“自由圆周”并存的条件。我们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已经观察到了这种和平合意拓展“自由圆周”的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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