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犯罪现象的消长，由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思想意识形态等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所决定，是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司法机关适用刑罚的活动，更是直接的影响了犯罪活动的升降。虽然不能说严厉的刑罚惩罚是导致犯罪率高涨的必然的根本原因，但惩罚重刑化的社会负效应——以犯罪对重罚，恶性循环，却不能不说是招致受罚的犯罪者反社会情绪增强，由犯罪的盲目性转化为有意识的敌对，从而引起犯罪活动有增无减甚至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以说，严惩与制止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的根本对策、方法和途径，在于在明确刑罚目的之基础上，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的政策、经济体制、社会风气、生活水平、阶级状况）寻求原因，改革并强化司法体制，公正适用刑罚，以治犯罪的根本。依靠整个社会，依靠人民群众，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实现党风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实行犯罪的综合治理，是有效地遏制严打以来重大案件上升的根本途径。
　　刑罚目的的实现，不在于刑罚的轻重或偏于重刑化，而在于适用刑罚之良好结果的出现，社会的高效应——最严厉的刑罚——最有效的刑罚，这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就是达到惩罚的社会高效应——预防、抑制、制止犯罪之刑罚目的的各种方法、手段、措施，而这适用刑罚之良好结果的出现，全在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正确与否，社会体制是否最大限度地适合于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下自由生存。在这里，刑罚本身的作用，却是非常之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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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6页。
　　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9页。
　　⑶《商君书·赏刑第十七》。
　　⑷《商君书·赏罚》。
　　⑸《韩非子·六反篇》。
　　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汇编》，第425页。
　　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1982年版，第104页。
　　⑻引自C·摩里斯编，《伟大的法律哲学家》，1971年版，第241页。
　　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79页。
　　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48页。
　　⑾引自，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38页。
　　⑿马克思语，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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