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公私法的标准或原则，是民法法系法学家长期争论不休、迄今没有结论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有下列几种学说：
1．权力说，主张划分标准在于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至少有一方）是否代表国家或公共权力；
2．服从说，标准在于法律关系双方是服从关系还是对等关系；
3．强行法说，在于法律关系是否不能由双方协议加以改变，以及法律能否不经当事人要求就由国家机关根据职权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公法是强行法，私法是任意法；
4．利益说，以上三说都以法律的形式特征作为标准，利益说则以法律的实质内容或目的作为标准，即法律所维护的是国家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5．混合说，以上四说都主张单一标准，因而无法明确划分公私法界线。随着公私法相互渗透，单一标准说就由折衷主义的混合说所取代，它主张将几种标准结合起来考虑，特别是将权力说和服务说结合起来。
法国在18世纪末的革命过程中，由于对司法部门的不信任和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开始建立了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行政法院，从而形成了民法体系的一个传统：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并存，前者管辖民、刑事案件（私法案件）；后者管辖行政诉讼案件（公法案件）。两者管辖权之分和公私法之分密切联系，相互作用。
刑法虽然被认为是公法，但在管辖权划分上，刑事案件却被认为是私人纠纷（即加害人和被害人或其家属之间的纠纷），所以受普通法院管辖。正如划分公私法的标准一样，在划分两种法院管理权的标准问题上，也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以法国为例，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标准：
1．“国家作为债务人”，即要求国家赔偿的案件不由普通法院受理；
2．“公权行为”，即涉及公权行为的案件由行政法院受理，单纯经营行为由普通法院受理；
3．“公共行政”，即虽然是国家或公共机构的活动，但在性质上并非公共行政而是像私人一样的活动，由普通法院受理。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院广泛应用“公共服务”标准，即有关公共服务的组织和作用，都由行政法院受理，但通过私法手段产生的公共服务除外。在实践中，由于法院从未对“公共服务”作过明确解释，因而适用这一标准极富伸缩性，被认为是“高度机会主义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使用过“集体管辖权”的概念，即社会保险组织和被保险人之间的诉讼一律由普通法院受理，以免使处理同一事务的公私组织分割开来。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争也是民法法系法律分类的一个问题。“民商分立”作为民法法系的一个系统，始于中世纪拿破仑制定的商法典。1956年制定的土耳其商法典还表明这一传统。但在商法的内容和范围方面，各国有很多差别。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商人与非商人、商事行为与非商事行为的界线日益难分，“民商合一”的趋向开始兴起。意大利在1942年的民法典中就将1882年的商法包括在内，成为“民商合一”的一个典范。即使在法国，主张合一的呼声也极为强烈。但也有人坚持分立的传统，主要理由是商法具有国际法的特点，商业活动要求速度，与一般民事活动不同。也有人认为，分或合仅是形式问题，重要的是改造传统的商法，使之成为公私混合的经济法。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已实行合一的意大利、瑞士等国，在法律教育中，依然把民商法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