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法的划分和法律的其他分类（如实体法和程序法、根本法和普通法等）是有密切联系的，在划分部门法时要考虑到这些分类，但部门法的划分并不等于这些分类。
有些法学著作中提出了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之间的区别问题。这里应注意的是：对立法和立法体系二词可以作不同意义的理解。狭义的立法仅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代表机关（在我国还包括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制定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广义的立法则泛指制定任何成文法规范性文件的活动。中间意义的立法则指除以上狭义的立法外，还包括根据
宪法规定或由最高权力（代表）机关授权，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国家机关制定某种成文法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因而我国法学界个别文章中所提出的一级立法和二级立法，或西方法学著作中通常所讲的议会立法和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从字面上讲，就是分别指以上狭义的立法和中间意义的立法。
如果从以上狭义的立法来说，法律体系显然不同于立法体系，前者的范围远比后者为广，例如行政法是法律体系中被公认的独立的部门法之一，但这一部门法中的主要成分是各种行政法规。它们并不是由最高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关制定的。如果从广义的或中间意义的立法来讲，这种立法体系又可以指不同含义，例如，它可以是指国家在某一时期的立法规划，而立法规划显然不同于法律体系；它也可以指有关法规整理或法规编纂的结构，但这种意义上的“立法体系”是否等于法律体系，就取决于这一国家的法规整理或法规编纂采取什么形式。如果根据我国50～60年代出版的《法规汇编》形式（将一定时期的法规加以粗线条式的分类编排），或采用《美国联邦法典》的形式（将联邦议会通过的全部现行制定法规定划分为50类）或苏联近年来出版的《法律汇编》的形式（将全苏联的法律划分为关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7类），那么，这些分类也不等于部门法的分类，因而法律体系也不同于立法体系。如果采用西方国家民法体系（即大陆法系）国家法规编纂形式，如日本的“六法全书”之类的形式，就可以说法律体系大体上等于立法体系。但不论对立法或立法体系的含义如何理解，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二、划分部门法的根据
研究一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划分本国部门法的根据（或标准、原则）是什么。自50年代初以来，我国法学著作中关于这一问题的传统观点是：划分部门法的标准主要是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即调整对象，其次是法律调整的方法（4）。
这里讲的“不同社会关系”实际上是指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划分部门法时无疑首先应考虑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因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即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里讲的“人们”既包括个人，也包括能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法人（国家、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等）。社会关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家庭等各个领域。有关自然资源的使用和保护、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尽管其直接的保护对象并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而是某种自然现象，但其内容仍在于调整人们在有关这种自然现象方面的相互关系。程序法不同于实体法，但程序法同样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即在实体法所规定的某种权利义务受到侵犯时而产生的诉讼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