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民法通则》第
36条对法人的定义根本无法将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区别开来，存在立法缺漏。将其与条37条规定的法人的条件联系起来，对该漏洞的弥补应从强化法人的独立责任上着手。即将法人定义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4］
依通说，法人的独立责任，指“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5］ 。其含义为：1、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或经费；2、法人的民事责任由其自身承担，与法人的成员、职员、创设人无关；3、法人的全部独立财产均为其责任财产，法人以其责任财产清偿债务。拥有独立财产或经费是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以此推理，我国民法通则第37规定的法人条件亦有修改的必要，即至少要将“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修改为“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独立财产或经费”［6］ ，以保障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同时隐含着追究法人设立人虚假出资责任和出资补充责任的意思。
然而，法人的独立民事责任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有学者研究，在当代法人制度体系中，法人人格与其独立责任并不存在必然的附随关系，法人的独立责任，尤其是公司法人的有限责任，完全是为了支撑与维系股东有限责任而设。［7］ 且从立法上来说，遍查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民法典，均无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证明法人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无天然的必然联系。根据李开国先生的研究，最早规定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是苏俄1922年民法典第19条，旨趣为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后该规定由苏俄1964年民法典继承并拓展，这也是我国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思想渊源。［8］
这不由让人联想起罗马法人格制度。在罗马法中，人格的取得，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人格主体的存在；二是法律的赋予。罗马法的人格学说以人与人格的分离为其理论基础，以人的等级差异性为其存在前提，它虽已不适用于现代民法中生而平等的自然人，但却仍可适用于现代民法中的团体、法人。［9］ 这正与我国的法人制度现状相符合。由此观之，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其他组织”）的分野一在于其实在性，即是否具有独立名称、独立意思、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10］ 在于这四方面独立性的有无、强弱；二在于法律规定的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