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立案制度引起立案的严重不实，并使“不作为”有了滋生的土壤。受案单位凭着自己的主观“认为”，认为事实未查清的不立；事实查不清的不立，或等查清了再立；不能破的不立；可立可不立的不立，等等。立案制度的弊端是导致立案不实的重要原因，也使立案不实成为令人头疼的全国性问题。
2、变革的方向
在对立案制度进行变革时，我们要以正确的侦查目的为逻辑起点，跳出真实发现的窠臼，对立案制度进行重构。“构建时应遵循启动的及时性、合法性和可救济性等原则。”（注：刘瑞榕.刘方权［J］.中国刑事警察，2002.（2）.） 构建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不将立案作为一个与侦查程序并列的独立程序，而将立案作为侦查中的一个内部程序。其次，确立依据受害人举报立案原则，采用法定的信息登记方式予以启动。将立案由受案单位的主观“认为”，变为取决于群众的诉求。具体而言，就是去除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两个立案条件，对于公民报案、控告、举报应无条件接受，且接受后即可直接进入侦查程序。侵财案件不说数额的多少，不以数额的高低作为立案的依据；案件不分刑事案件与治安案件，而只是根据“大
刑法的观点”，将案件分为行政案、民事案、刑事案三类，如果是刑事案，那么到底它是何种性质的刑事案、是否应该定罪等则由法庭裁决。将所谓的“立案”完全取决于群众的诉求，刑事统计也完全依据举报的案件数。
这种变革有以下几个益处：
（1）使侦查的目的得到完整得实现。变革后的“立案制度”去除了立案的两个条件，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进入侦查程序的案件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侦查的目的既有追求有罪真实的一面，也应有追求无罪真实的一面。这种制度使侦查目的观在理论上不容易模糊，在实践中不容易被扭曲。这样，侦查目的便能在实践中得到完整得实现。
（2）使刑事执法工作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鼓励广大群众同犯罪作斗争。将“立案”完全取决于群众的诉求，这样“立案”就成了一项围绕公民、以公民为中心的活动。只要群众诉求，受案单位就得接受，而不是取决于受案单位的“主观认为”再作决定。这样也使人民群众主人翁的地位得到体现，使刑事执法工作能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也可营造出一种良性的环境，使人民群众与犯罪作斗争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之中，自然也有利于提高广大群众同犯罪作斗争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