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判决，上诉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第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并被一审判决书采信的所谓“法律”（即所谓《邮电部国际邮件处理规则》）是“三无产品”，无通过和生效日期，无公布令，无行政首长（邮电部部长）的签名（或署名）。因此，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实行部长负责制。根据这一规定，凡是以邮电部名义发布的文件（包括行政规章），都必须经过邮电部部长审查签字才能生效。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邮电部国际邮件处理规则》没有经过邮电部部长的审查，没有邮电部部长的签名或署名，因而不能代表邮电部，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其中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等错误，邮电部部长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请求二审法院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邮电部部长到庭质证。
第二，被上诉人所说并被一审判决书采信的“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不能使用带有红字的邮封”的所谓理由不符合事实。
1998年10月，中国新同盟会（总部在台湾）给上诉人邮寄来的一件公函，其信封上就印有“中国新同盟会”六个红字（此证据在开庭时已当众交给一审法院）。
1996年06月，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寄在寄给上诉人的公函的邮封上也印有“东吴大学 缄”五个红字（必要时，此证据可以随时提交给二审法院）。
1999年11月28日上午，上诉人在南京市南湖邮政支局向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杂志社主编石冰山邮寄的印刷品的邮封上也印有“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等等红字，已经被收件人收到，香港邮局并未将此件退回。请求二审法院传证人石冰山和香港邮局局长到庭质证。
在台独势力甚嚣尘上的台湾地区，台湾邮政系统的同胞们，敢于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顶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将红色邮件寄往大陆，而作为大陆地区邮政机构的被上诉人却不敢（或不愿）将红色邮件寄往港澳台地区，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第三，被上诉人所说并被一审判决书采信的“有关邮政方面的行政法规规定港澳台邮件属于国际邮件”的所谓理由，在主观上是为了推卸责任，在客观上是对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污辱。国务院于1990年11月12日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
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内邮件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互寄的邮件，其中寄自或者寄往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邮件称港澳台地区邮件”。可见，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在邮政问题上并没有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被上诉人自己失足了（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还想将国务院拉下水，是完全不应该的，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