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的代价——我的学术生涯之四：种草东篱下
刘大生
【关键词】护草失败；世界难题；始作俑者；集成电路。
【全文】
第四章 种草东篱下
027 护草失败
我的宿舍是江苏省委党校14号楼106房间，门外是一片空旷的沙地，风稍微大一点，沙子就被刮到我的宿舍里。1991年暑假，我决心治一治这块沙地。于是，我找来了锹和镐，先将沙地翻了个个，然后移植野草，并不断地浇水。经过一个礼拜的努力，居然培植出一片草地来了。开学以后，街道要检查卫生，学校搞大扫除，校领导带人来拔我种的草。我说：“你们如果要在这里种风景草，我就坚决支持；你们如果不想在这里种风景草，而仅仅是为了应付所谓的卫生大检查，请不要拔我的野草，因为它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土，改善视觉，净化空气，它尽做好事，不做坏事。你们拔草，名义上是打扫卫生，实际上是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
宪法明文规定国家要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你们何必与
宪法作对呢？”党校的科长、处长和厅长们都很讲道理，听了我的一番话，马上就收兵回营，并没有以权压人。然而，几天以后，校爱委会主任趁我开会，悄悄地带了几个人，将我宿舍前的那片野草全部铲除了。原来，党校被街道和居委会检查卫生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而且有理说不清。什么野草的价值，什么
宪法的规定，对于街道和居委会的领导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党校领导不得不作出让步，免得下次再挨批评。
后来，我写了一篇《搞卫生莫拔草》的短文，企图在大众传媒上批评一下人们爱拔草的不良习惯。然而，根本就没有报刊愿意发我的文章，他们都认为我的文章是奇谈怪论，绝对没有发表的价值。这使我很伤心，同时也令我沉思。为什么非常简单的道理人们就不愿接受？为什么堂堂的省委党校在是不是拔草的问题上争不过居委会？为什么那么多报刊杂志都不愿意发一篇呼吁保护野草的短文？根源可能在于，人类理性世界里的荒原比自然界的荒原还要多，多得多；人类理性中的沙漠比大自然中的沙漠更具有消极功能。这样的认识，促使我的学术活动发生了重大转向。
从那以后，我虽然仍然关注现实问题，仍然时常在《南方周末》、《江海学刊》等报刊上发表一些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文章，但是，我思考问题的重点已经转到了更深层次的学术理论问题上了。现实问题，时髦问题，对策问题，焦头烂额问题，曲突徙薪问题，等等，已经不再是我思考的重点问题了。这些问题让年轻人多出力吧，我要向荒漠进军了，我要到理性世界里种草去了。只有将理性中的荒漠变成绿洲，人类才能真正地走向法治和文明。我没有那个能力开发所有的荒漠，但是，开发一块算一块吧。
028 白马非白马
许多理论上的难题，只要稍微做一些语法分析和逻辑分析，就能得到澄清。许多看似正确的命题，只要稍微做一些语义学的推敲就会暴露出荒唐。比如，法学教科书中常说“××法是调整××××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说得理直气壮，但只要稍微推敲一下就会发现问题。法律是“总称”，那么“总称”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总称”怎么会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呢？再比如说，很多哲学教科书、工具书都说“物质是一个××××的范畴”，说得很权威，不容你怀疑，但是实际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物质是范畴，范畴是基本概念，概念是意识，物质就是意识。这岂不是很荒唐吗？
出现这些荒唐结论的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在于学者们将事物本身（白马）与表达事物的词汇（白马）混为一谈了。白马是一种动物，而作为词汇的白马则是这种动物的通称。作为动物的白马不等于作为词汇的白马，这就叫“白马非白马”，也就是公孙龙先生在《指物论》中说的“指非指”。因此，当解释白马时，首先要弄清楚究竟是要说明白马这种动物还是要说明白马这个词汇。同样道理，在解释法律时，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是要说明法律这个事物还是要说明法律这个词汇，只有将两者区别开来加以说明，才不会得出荒唐的结论。这些就是我的论文《试论白马非白马——公孙龙＜指物论＞新解及其现实意义》中的主要观点。
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写作容易发表难。“白马非白马论”也不例外。几经反复之后，我只好求助于本校学报《唯实》。编辑W先生阅稿后说：“你这个也太，太太，太吹毛求疵了”。我只好再找另一位编辑Z先生，Z先生说：“我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上面没有说‘物质是范畴’嘛！”
罢罢罢，我直接找主编吧。于是，我连续十几个晚上和主编顾乃忠先生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聊天。顾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毕竟具有大智慧，终于对我的探索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答应尽快发表我的“白马非白马论”。顾主编还颇有感慨地说：“和你一样，我也有许多文章投出去以后，如石沉大海。有的稿子投了几年也发表不了，最后也不得不求助于自己家的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