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也有重磅武器，那就是革命领袖的语录：“吹牛撒谎是可耻的”（列宁语录）；“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主席语录）；“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毛主席语录）。我有领袖语录做后盾，就不怕他们在政治上打击我。
　　007　断脚
　　处分正在酝酿，辩论还没有结束，上级指示迟迟没有到来，但时间不等人，暑假开始了。我带着庄严，带着悲愤，带着豪迈，带着困惑，带着苦闷，和成年农民一起战酷暑，干农活，只多干，不少干，恨不得一口气就把我的刘庄变成大寨，也免得我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暑假快要结束了，我的皮肤，除了屁股和小腹，晒得像野猪一样地黑，比非洲黑人还要黑。一方面，我希望暑假尽快结束，以便重返教室，使我那还十分稚嫩的身躯得到休息；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惧怕我的教室和课堂，我不知道悬在我头上的大帽子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我不知道孤立无援的我到底还能挺多长时间。投降吧，那多不够英雄气概；坚持下去吧，我的骨头毕竟还没有发育成熟啊。惶惑、迷茫、恐慌的心绪越来越重，不知怎的，我的手不听大脑的话了，不灵活了。一天中午，以往耍弄自如的铁锹突然向我自己的、赤裸的脚上铲去！……可怜我那不满十五周岁的脚，一个少年的脚，一个男童的脚，像仔猪一样鲜美的脚，像玉笋一样脆嫩的脚，被我自己用大铁锹一铲两段！血流如注！……我为什么会铲断自己的脚？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五大困惑。
　　我住进了条件很差的乡村医院，一住就是两个月。日夜陪伴我的，是我那苦命的父母。一天早晨，父亲买来了大约十根油条，要我全部吃完，我吃了大约三分之二，剩下了大约三分之一。半小时以后，我的三哥送粮食来了，父亲说：“将油条吃了吧，你弟弟专门留给你的”。我说：“不是专门留给你的，是我吃剩下的”。父亲说：“你这一辈子大概完蛋了，不仅是写不出大寨花的文章，就连一般的为人处事恐怕也搞不好。一句假话不会讲，顺水人情不会做，将来怎么在社会上混事？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不知是看我年龄太小，太小不点了，还是同情我负了伤，也不知是不是上级领导哪根筋搭错了，我的问题未能引起上级的重视。在我出院以后，“大寨花”的问题居然不了了之了。我不过失去了班长职务，而没有被正式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右派学生等等的政治帽子，更没有像彭德怀那样被关押。那些原先支持我、后来不得不沉默的小伙伴们，又重新和我亲热了。
　　尽管如此，那场辩论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此后，我对社会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数理化的兴趣。并发誓，一定要把社会研究透彻，做一个不惑的人。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写那篇作文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只不过，我的老师没有批到点子上。明明我的思想方法左得要命，他们不仅不能指点迷津，反而戴我大帽子，说我右倾，致使我在迷途之中越走越远。如果“文革”不及时结束的话，我真不知道走向成年的我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是被当作右派关进牢房呢？还是狠搞阶级斗争，专门抓别人进牢房呢？真是难以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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