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部类法律的界限分不清楚，必然增加立法工作的难度。中国欲制定“民法典”，却始终制定不出来，原因就在于civil law这一世界通用的立法用语的不规范。
（二）模糊立法意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
六条（1993）规定：“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句话的核心结构是：责任制和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这是明显说不通的，因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国有经济、混合经济等等都可以搞责任制，它不是所有制的一种形式，而是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立法者的意图是想提升家庭承包制度的地位，但由于语言失范，立法意图被完全模糊了，没有达到立法目的，白白地浪费了立法资源。
为了弥补第六条
宪法修正案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
十五条（1999）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三）影响法律使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搀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这里的犯罪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两种主体，处理的仅仅是售假行为，生产行为被略视，主体和行为在表述上不对称。生产者大批量作假而未来得及销售就被查获了，这种行为算不算犯罪呢？司法机关在运用法律时就十分为难。如果算犯罪，怎样判刑？根据什么标准判刑？如果不算犯罪，为何又要将生产者列为犯罪主体呢？不是多此一举吗？
（四）纵容违宪违法行为
立法语言的失范必然使法律规范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使得违宪、违法行为的衡量难度加大，从而纵容违宪、违法行为。
“提倡义务劳动”这样的不规范的法律规范，可能导致大范围的加班加点，从而使
宪法规定的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受到侵害。
